许多组织设计方案,其中有高度结构化、标准化的官僚组织,也有松散无定形的无边界组织,在这两个极端形态之间还有其他几种组织形式。为什么组织结构之间存在差别呢?表12—1是这极端组织设计模型的结构示意图。我们把其中一个极端称为机械模型(mechanistic model),它与官僚结构大致是同义词。其特点是僵化的部门制;高度正规化;有限的信息网络(主要指自上而下的明确的命令链);基层员工参与决策的机会很少,即集权化。另一个极端被称为有机模型(organic model),这个模型看起来像无边界组织,其结构扁平,工作多运用多功能、跨等级的团队来进行,组织正规化程度较低,信息自由流通(不仅有横向的,还有纵向的双向沟通),员工参与决策程度较高,即分权化。
机械式组织(也称官僚行政组织)是综合使用传统设计原则的自然产物(如表12-1对两种组织形式的对比)。坚持统一指挥的结果就会产生一条正式的职权层级链,每个人只受一个上级的控制和监督;保持窄的管理跨度,并随着组织层次的提高缩小管理跨度,就会形成高耸的、非人格化的结构;当组织高层与低层的距离日益扩大时,高层管理者无法对低层次的活动通过直接监督来进行控制,就会通过严格的规则条例,来确保标准作业行为得到贯彻。;高度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使工作变得简单、常规化和标准化;部门化方法的结果使组织的非人格化特征增强,同时导致了以重叠的管理层次来协调专业化部门的需要。
古典学者们提倡的所有组织都是高度复杂化、高度正规化和高度集权化的。组织结构应该像高效率的机器一样,以规则、条例和正规化作为润滑剂。人性和人的判断应该被减少到最代限度,因为它会产生非效率和不一致。而标准化则会导致稳定和可预见性。所以,混乱和模糊性在组织设计中应尽量避免。
有机式组织(也称适应性组织)则与机械式组织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它是低复杂性、低正规化和分权化的。有机式组织不具有标准化的工作和规则条例,是一种松散、灵活的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形式,能根据需要迅速地作出调整;而机械式组织则是僵硬、稳定的。这是因为,有机式组织的员工多是职业化的,具有熟练的技巧,并经过训练能处理多种多样的问题。他们的教育已经将职业行为的标准灌输到他们体内,所以不需要直接监督和规则约束,他们的个体行为就可以基本上符合组织的要求,所谓“从心所欲不逾距”。例如,给计算机工程师分配一项任务,就无须告诉他如何做事的程序。他对大多数的问题,都能够自行解决或通过征询同事后得到解决。这是依靠职业标准来指导他的行为。有机式组织保持低程度的集权化,就是为了使职业人员能对问题作出迅速的反应;另一方面也因为,人们并不能期望高层管理者拥有作出必要决策所需的各种技能。 组织结构是帮助保证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而目标与组织战略紧密相关,所以,战略与结构紧密配合,这是顺理成章的。对战略与结构关系的研究起源于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对美国100多家大公司进行的考察。在追踪了这些组织长达50年的发展历程,并广泛收集了如杜邦(DuPont)、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新泽西标准石油(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及西尔斯等公司的历史案例后,钱德勒得出结论:公司战略的变化先行于并且导致了组织结构的变化。具体地说,这些企业通常起始于单一产品或产品线生产。简单的战略只要求一种简单、松散的结构形式如直线结构来推行。决策集中在一个高层管理者手中,组织的复杂性和正规化程度都很低。 随着企业的成长, 企业开始在既定的产业内扩大其活动范围, 通常采取合并供货者或直接销售产品到顾客等办法。以通用汽车公司为例,它不仅装配整车,同时还拥有制造空调装置、电气设备及其他汽车配件的企业。这样企业由单一产品线战略转变为纵向一体化战略,使企业内部门、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从而产生了对更复杂协调的手段的要求。这时可以重新设计结构,按照所开展的职能来构建专业化的组织结构如直线职能制来推进战略。后来,公司进一步成长,进入产品多角化经营阶段,这时的组织结构必须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控制工作绩效并保持各单位间的协调。而组建事业部,让每个部门对产品线负责,便体现了上述要求。这就是“结构跟着战略走”。钱德勒的这一结论有较强的说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兴企业如联想、方正、三九等等都经历过类似的转变. 钱德勒的结论曾带动了战略—结构关系研究的高潮.其中以迈尔斯(R.E.Miles)和斯诺(C.C.Snow)的成果最为闻名。他们认为,追求探索者战略的组织必须以创新来求生存,因此有机式组织更好地适庆这一战略,因为它很灵活,能保持最大的适应性。相反,防御者战略寻求稳定性和效率性,这需要一种机械式的组织才能更好地取得。 总而言之,在一般情况下,结构应当服从战略。如果组织战略作了重大调整。那么就需要修改结构以适应和支持这一变革。 直观地讲,大型组织和小型组织的管理方式会大异其趣.这使我们易于理解组织规模对其结构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70年代初,美国组织理论家彼得·布劳(Peter Blau)通过对美国各州安全就业机构的研究发现: 组织结构差异化程度与组织规模有统计上的凹函数.此后,英国Aston大学与美国组织学者马歇尔· W ·迈耶(Marshall W. Meyer)的研究结果也说明:组织规模越大, 专业化、标准化程度就越高,规章制度也越健全,分权化的程度也越大. 扩大促进了组织结构差异化程度的增加例如,大型组织(那些通常雇佣于了2000多名员工的)倾向于比小型组织具有更高程度的专业化和横向及纵向的分化,规则条例也更多。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线性的,而是规模对结构的影响强度在逐渐减弱。也随着组织的扩大,规模的影响愈益不重要。为什么是这样?从本质上说,一个拥有2000名左右员工的组织,已经是相当机械式的了,再增加500名员工不会对它产生多在的影响,相比之下,只有300个成员的组织,如果增加500名员工,就很可能贫下使它转变为一种更机械式的结构。 任何组织都需要采取某种技术,将投入转换为产出。为达到这一目标,组织要使用设备、材料、知识和富有经验的员工,并将这些组合到一定类型和形式的活动之中。比如,高校教师给学生授课时就使用多种方法,包括课堂讲授、小组讨论、案例分析以及利用有习题解答的教科书进行自学等等。这每一种方法都是一类技术。 最早对技术作为结构的一个决定因素的关注,可以追溯到英国管理专家琼·伍德沃德(Joan Woodward)的贡献。60年代初期,为了确定指挥统一和管理跨度这些传统原则与公司成功的关系程度,她对英国南部的近100家小型制造企业进行了调查。她一直无法从所收集的数据中得出任何一种相关关系,直至她按复杂程度上渐次提高的不同技术类型将这些企业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单件生产(Unit production),由进行定制产品(如定制服装或特定设备等)生产的单位或小批生产者组成。 第二类,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包括大批和大量生产的制造商,它们提供诸如冰箱和汽车之类的产品。 第三类,也是技术最复杂的一类,是连续生产(Process production),如炼油厂和化工厂这类连续流程的生产者。 伍德沃德发现:(1)在这些技术类型和相应的公司结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即“结构因技术而变化”;(2)组织的绩效与技术和结构之间的“适应度”密切相关。 比如,随着技术复杂性的提高,组织的纵向层次数目增加。单件、大量和连续生产企业的纵向层次中位数,分别是3、4和6。更重要的是,从效能的角度来看,每一类型企业的成功都都分布在其所属组别中位数的周围。但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是线性的,例如在结构的总体复杂性和正规化程度上,大量生产企业就比单件生产企业和连续生产企业都来得高。因为严格的规则,对于非常规技术的单件生产来说是不可能的,而对于高度标准化的连续生产则根本就不需要。表12-2概括了伍德沃德的发现。
| 管理层次
中位数
| 一线
管理幅度
| 管理者与雇员之比
| 技术人员比例
| 正规化 程度
| 集权程度
| 总体复杂程度
| 有效的结构
| 单件生产
|
3
|
24
| 1:23
|
高
|
低
| 低
| 低
| 有机式
| 大量生产
|
4
|
48
| 1:16
|
低
|
高
| 高
| 高
| 机械式
| 连续生产
|
6
|
14
| 1:8
|
高
|
低
| 低
| 低
| 有机式
|
通过仔细分析,伍德沃德发现:这三种类型企业每一类都有其相关的特定的结构形式,成功的企业是那些能根据技术要求而采取合适结构的企业。在每一类别中,能够最接近该类结构要素中位数的企业是最有效能的。而且制造业企业的组织并不存在一种最好的方式,单件生产和连续生产企业,采用有机式结构最为有效;而大量生产企业若与机械式结构相匹配,则是最为有效的。 伍德沃德的技术分类只适用于制造业组织。由于制造业企业只占所有组织的不足一半.所以,如果要使技术--结构关系的思想对所有组织有普适性,就必须以更一般的方式对技术作可操作性的研究。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提供了这样一种研究方案。 佩罗将注意力放在知识技术而不是生产技术上。他从两个方面对技术进行考察:(1)任务可变性(Task variability),成员在工作中遇到的例外的数目;(2)问题可分析性(Problem analyzability),为寻找解决例外问题问题的有效方法所采用的探索过程的类型。 当任务可变性小时,例外情况较少,工作就是高度常规化的。日常活动中例外情况较少的工作,包括生产装配线上的工人经及麦当劳店中的炸制厨师等。这一维度上的另一个极端是,当工作可变性大时,会有大量的例外情况,这可以高层管理职位、咨询工作以及海上油井灭火工作等作为典型的例子。 第二个困素,问题可分析性是对探索过程的一种评估.一个极端是,探索是高度确定的,可以通过逻辑和推理分析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例如,一个学生平常得分都在良+,突然在一门课程的第一次测验中得了个不及格,就可以对该问题作一理性的分析,找到原因。比如,他是否花了足够的时间准备这次测验?是否使用适当的教材?这次测试难度合理吗?其他好学生表现如何?循着这样的逻辑,你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然后纠正它。另一个极端是,问题是不确定性,科学家、艺术家面对的多是这样的问题。假如你是建筑设计师,现在接到一项任务:按照你以往从未采用过或听说过的标准和要求设计一幢建筑.这时你就没有任何正规的探索方法可供使用。你得根据先前的经验、判断和直觉找到答案。通过猜测和尝试失误,你可能会找到一个可接受方案。 通过这两维变量,任务多变性和问题可分析性,可以构建一个2×2矩阵(图12-1所示)。该矩阵的四个象限代表四类技术:常规型、工程型、工艺型的和非常规型。
确定的
常规技术(象限I)
½
工程技术(象限II)
问题可分析性
---------------------------------------
不确定的
工艺技术(象限III)½
非常规技术(象限IV)
常规技术(象限I)只有少量例外,问题易于分析。钢铁生产、汽车制造和提炼石油的大量生产过程,就属于这一类。工程技术(象限II)有大量的例外,但可以一种理性的、系统的分析进行处理。桥梁建造、会计事务属于这一类。工艺技术(象限III)处理的是相对复杂、但少量例外的问题。制鞋、家具修补和系统集成属于这一类。最后,非常规技术(象限IV)以诸多例外和问题难以分析为特征。这类技术可代表许多航天业务,比如罗克韦尔国际公司(Rockwell International)航天飞机的开发就属于这类技术。 总之,佩罗认为,如果问题是可进行系统分析的,则宜采用象限I和II的技术。问题只能以直觉、猜测和不能加以分析的经验来处理的,则需要采取象限III和IV的技术。同理,如果经常出现新的、不平常的、不熟悉的问题,它们可能在象限II或IV。而如果问题是熟悉的,则象限I或III更为合适。 这些不同的技术类型会影响组织结构的选择.佩罗主张,控制和协调方法必须因技术类型而异。越是常规的技术,越需要高度结构化的组织。反之,非常规的技术,要求更大的结构灵活性。这样,按照佩罗的观点,最常规的技术(象限I)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协调和控制来实现,同时配之以高度正规化和集权化的结构。另一个极端是,非常规的技术(象限IV)要求具有灵活性,一般应该分权化,所有成员间有频繁的相互作用,并以保持很低程度的正规化作为特征。介于两者之间的,如工艺技术(象限III)要求问题以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加以解决,这意味着组织需要分权化。而工程技术(象限II),虽有许多例外的情况,但具有可分析的探索过程,因此应当分散决策权限,并以低正规化来保持组织的灵活性。 在伍德沃德和查尔斯·佩罗之后,美国管理学家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pson)和T·卡罗尼(T. Cronin)都对技术—结构关系作过深入研究.这些技术研究的共同主题是,组织将投入转换为产出所使用的过程或方法,在常规化程度上是各不相同的。一般而言,技术愈是常规,结构就愈为标准化的。管理者应以机械式结构与常规技术相配合;另一方面,愈是非常规的技术,结构就愈应该是有机式的。 任何组织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和环境相互作用,不断的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组织依靠环境获得赖以生存的资源和发展机遇,组织的产出、服务为环境所接受的程度是限制组织活动的边界条件。因此, 环境也是影响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组织理论中对环境--结构的研究也非常活跃,影响较大的是伯恩斯(Burns)和斯托克(G.M.Stalker)提出的对应于稳定和动荡环境的机械式与有机式组织形式。他们在稳定的环境中,由于组织的产出和服务、服务对象、竞争者、经济、政治形势等都是相对确定的,组织宜于采用正式化、集权化的结构,形成机械性系统。在动荡的环境中,技术发展迅速,市场变幻无常,竞争加剧,组织只有采用有机式组织形式, 保持弹性,才能适应环境变化。 环境—结构关系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在的组织越来越精干、快速和灵活。全球的竞争、由所有竞争者推动的日益加速的产品创新、以及顾客对高品质和快速交货的愈来愈高的要求,这些都是环境因素动态性的表现。机械式组织并不适于对迅速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因此,我们看到了管理者们改组他们的组织,以便使它们变得更具有机性。 在稀少性、动态性、复杂性3维度环境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可得出一些普遍性结论,在稀少、动态、复杂环境中运作的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最大。为什么?因为它们容易失误,环境中的因素不可预测性较强,环境的制约因素较多。需要密切关注环境中的大量因素的变化。事实表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组织结构有关。具体地说,环境的稀少性、动态性、复杂性越强,就越应该采用有机式组织结构;环境的丰富性、静态性、简单性越强,就越可以考虑实行机械式组织结构。 决定组织结构的因素错综复杂. 组织理论的进展表明,除上述因素之外,组织内部的权力格局和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对组织结构设计的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至此,我们已经表明4个变量——战略、组织规模、技术、环境——是决定组织结构为有机式还是机械式的主要因素。现在我们就用以上的分析资料,来解释组织结构设计在本世纪的发展演化。 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规模的扩大、现代大型公司的出现。起初,公司组织为简单结构式。随着组织的发展,它们的机械性和官僚倾向日益增强。从20年代至70年代,官僚结构渐渐发展成为工业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组织结构形式,原因主要在于3点:第一,这段时间中环境相对稳定。大型公司垄断市场,国际竞争对手又很少,这使环境的不确定性降到了最低限度。第二,经济规模化,竞争性较弱,使各种公司可以引进高度常规性的技术。第三,大多数大型公司奉行成本最小化和模仿战略,把创新空间留给了小公司。把这些战略与公
司规模、常规技术相对丰富、稳定和简单的环境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解释官僚组织结构兴起并走上主导地位的原因了。 70年代事情发生了变化,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了。1973年,石油价格在一夜之间上涨到原来的4倍。1978年和1979年,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两位数,计算机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价格在不断降低,而功能更强的计算机使规模优势渐渐减弱。当然,竞争进入了全球性时代,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竞争,高级管理人员开始重构自己的组织。有的选择了矩阵组织,以给公司带来更大的灵活性;有的则增加了团队结构,以便对变化作出更迅速的反应。现在,大型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大都在改变组织的官僚结构,通过裁员、削减垂直层次、分权等手段来使组织更加有机化。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越来越高。管理人员认识到,在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如果组织缺乏灵活性,就会走向破产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