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你怎么看？】从业人员幸福指数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孙健敏。以下为演讲实录：
孙健敏：石教授总是那么风趣又幽默。感谢各位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坚守，让我讲的题目最早告诉我的时候说你是压轴的，所以你很重要，所以我的幸福感就特别强。后来我看了名单以后不是，整个就是一个摆设而已，前面教授讲完了，把我放在副教授堆里，拿村长不当干部，幸福感就特别低。刚才一下子碰到两位说孙教授一天就等你这个报告，我的幸福感又一下子上来了。给我的题目是“谁是幸福的人”，我哪知道，幸福不幸福是他个人的事，我怎么知道，开玩笑。
幸福感不好谈，我稍微做一下调整，2009年开始受人大研究品牌计划的资助，我们承担了一个课题就是从业人员压力和幸福感。2009年开始到今天还是做了很多东西，这东西越做越觉得问题很多，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都不陌生了，包括我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老乡莫言先生，问他幸福吗，他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得诺奖了还不幸福。他说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下都放开，身体健康，精神没有压力，现在我压力很大，忧心忡忡，能幸福吗？这是我现在的心情，所以我也不幸福。可是很多人会说你都得了诺奖还不幸福，你站在这个台上还不幸福，你是不是有病，你比较二，我说二才幸福。我试图找到一个明确的定义，翻了两个星期最后找到现代汉语辞典第五版，这样解释的，越搞越糊涂，幸就是幸福，福就是幸福。幸福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解释二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不仅仅是外在的东西，还有内在的东西。如果大家真的对幸福感感兴趣，看罗素追求幸福和幸福之路，是要比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都更到位。
我想跟大家分享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对于幸福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大概普遍受大家接受就是Andrews的一个定义，后来有人做了发展，他自己也做了发展，大概1994年的定义目前来说普遍得到认同，是较高水平满意度和另外两个东西，一个是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部分构成这么一个东西，我并不完全同意，因为会使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我听了苏中兴老师的报告，在管理学和心理学领域很多思路是一致的，大家在混用，我的感受不一样的。其实真正研究幸福感的人就是研究幸福，幸福感有两种，一种是快乐享受，一种是至善的状态。Happy原来的定义是快乐，汉语里面没有幸福的词，健康相对容易一下或者繁荣富强，物质的富有和还是精神的丰富。
当全球都在关注幸福感的时候，不同机构和不同组织在不同层面提出不同评价分子来，比如说英国所谓新经济基金会他们提AHP。人类发展指数代表和指称人类幸福感，HDI，生命的指标加教育指标加GDP指标除以三，两个在国家层面，或者民族的层面上谈幸福指数的问题，横向一个国家的人是不是幸福，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挺有意思的。但是如果在个体层面上，这两个东西肯定不可以。你怎么算GDP，怎么样算生命指标，怎么样算教育指标。
什么是幸福感？有六个成分构成，自主，苏中兴教授强调了这点，自由选择。最终到70岁才能够随心所欲。国外另外一个学者提的结构，什么叫幸福？我们要考虑一个人的幸福，或者幸福指数要考虑哪些因素？这里面有目标层、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家庭的问题，社会的因素，自然的因素，政府的因素和其他因素。国内研究幸福感比较早的是现在在山东大学的邢占军，他提出身体健康检验和享有发展体验，最后构成幸福感。当然，每一个纬度下面有很多指标在里面。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的研究，合起来其实影响人类幸福感的因素是三个，一是属于个人方面人口统计学的因素，比如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等方面。第二个，个人内部状态，尤其是人格特征，刚才苏中兴教授和石伟教授都谈到了。我自己的观点是，幸福取决于个人，不取决于其他。但是你说跟环境一点关系没有吗？有，包括社会支持、文化取向和应对方式，中国人的幸福感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讲，现在大多数人在认同这样一个东西，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幸福感，这是最新新浪网的话。这个观点已经在七十年代的时候被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学者伊斯特林提出，他在74年的文章，指出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高人的快乐？得出结论，经济的发展水平，或者收入的高低跟幸福感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按经济和幸福感线性相关，穷国人幸福感比富国人的幸福感低。他的研究发现，穷国幸福水平与富国水平是一样，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另外，幸福和收入之前没有线性的关系，财富的增加不见得一定带来幸福感的增加。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所以解释没有，这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我们国内很多学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比如邢占军教授。来自山东的数据，2002年到2008年，人均GDP、人均调查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总体幸福指数，从2002年到2008年，所有其他三个指标都在增加的情况下，人们的幸福感，幸福指数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水平甚至有下降的趋势。结论是，GDP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包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不能带来幸福感的提高。
我们做过农民工的调查，2000多个农民工调查，调查以后发现了这样一些规律。从9个方面调查他的幸福感，这9个方面是国际上认同的PWI，是澳大利亚人发明的一种办法。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有一些国际的数据，我们国内的数据可以跟它们做一些比较。年龄大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显著低于年龄轻的群体，不管在哪个层面上，生理层面上，关系层面上，发展层面上，相对来说所有人在家庭关系上幸福感是最高的，对于农民工来讲，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不是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我们4月份发布调查结果的时候已经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农民工物质生活水平并不高，但是满意度和幸福感不是他们关注的。学历，学历越高幸福感越高，学历越低幸福感越低，小学毕业生是最低的，博士是最高的。不同岁数状态差异不是很大。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差异不是很大，不管在哪个纬度上。不同收入水平有差异，但是差异不大。每个月一千元的，两千元的，四千元，一直到五千元以上的，大家看这个规律，这个规律非常相似，不管收入多少黑色是最低的。灰色是家庭关系，不管在什么收入水平上，家庭关系的幸福感是最高的。
我们跟数字100合作调查了10000个在职人员，最后得到这样的结果。9个方面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从业人员，大家可以看到家庭关系满意度是最高，或者幸福感是最高的。社会地位比较低，成就感比较低，生活水平比较低，这是包括了各级各类人员，包括政府人员。不同性别的，蛮有意思，女性不管在什么地方幸福感都高于男性，这个结论即使在满意度研究里已经得到了。国内的数据我有680个人的样本，来自不同公司行业得出同样的结论，差异显著，女性工作满意度9个方面比男性要高，幸福感也是一样的。刚才说到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感越高，受教育程度越低幸福感越低，基本上可以得到的结论，要想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要提高受教育程度，减少文盲的数量，或者程度。收入对幸福感在我的样本里是有关系的，而且这个关系很明显，当然这是主观报告，不是实际客观的收入，下游、中下游、中游、中上游和上游，但是这个收入是判断在本城市，本地区，你觉得你家庭收入在本地区，本城市相对而言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其实真正的结论是，不是收入的绝对值，而是收入的相对值，大家在社会比较中，刚才石教授和苏中兴教授都谈到了社会比较理论可以证明这个。中国大陆从业人员幸福感与其他国家地区人员PWI总分排序，这个还没有对外发布，中华民族仅仅比阿尔巴尼亚高一点点。这个我刚才说到两次变化，9月份一次、12月份一次，大家看两个颜色的是两次，不管在哪个方面相当稳定。女性也是一样，男女基本上都是很稳定的。
最终这个受什么影响？收入、社会、所在地区好像关系不是很大，尽管我们统计了农民工的幸福感，泉州是最高的，其次是青岛，媒体上还炒作了一下，其实我们不是想搞的这么轰动，无意中做了这么一个分析，发现了这个规律。最终想得出的结论是，在我的数据里，三千多人分了两个样本，分别去看，最终结论我用人格特征可以解释或预测将近百分之零点点五左右幸福感的程度，点五意味着百分之二十几，如果一个变量能够解释另外一个变量百分之二十多的话，这是可以得诺贝尔奖的，因为在社会科学理论里还没有一个变量解释另外一个变量。我现在到了0.637，一平方是40%了，那就了不得了，我估计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我只能怀疑这个东西，如果不怀疑我们的贡献就大了，不光是我自己，包括我的博士和硕士都参与了这个。其实这个倾向是可以得到的，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说，幸福不幸福，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跟外部环境完全没有关系。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你总能看到乐天派。中国人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他是一种体验，他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他是一种人格特征，最终他是一个境界的反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蹲在监狱的人就不会期望还有一天能够走出来。如果没有人格特征，褚时建先生就不会在75岁因为生病而保外就医，而立志再用十年时间打造一个橙子王国。当2012年他进到北京，全国人民才意识到他又挣了好几千万的时候，2000亩土地在75岁才开始，我相信他在监狱里没有人会说他是幸福的人。当他知道他的女儿在监狱里自杀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他是幸福的人。当他知道他的太太也被关到了监狱里去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幸福呢？但他还是成功了。很多人会非常羡慕王石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不是王石说的，是心理学上早就说了，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能走多高，而在于他从多深的低谷里能够反爬起来，挺难的。最终我的结论，幸福感是一个人的个性体量，要饭的人也很幸福，因为我要过饭，我要时候家里没有吃的，我拿着一个筐子跟人家要西瓜，更人家把西瓜吃完了我把皮扎起来回家喂猪，那时候我很幸福，我只要能拣到十片西瓜我奶奶就会说孩子你真好，我们家猪就能吃饱，我们能把猪卖掉，我拿钱回来我买学习用品。
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很有意义，侧重在招聘上。刚才石伟教授说，管理不见得能提升员工的满意度，但是管理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你找一个更容易满足的人，比找一个永远不容易满足的人，还是管理的问题。找到我这样的人，肯定更好，知足常乐，尽管有很多的牢骚，因为我现在才是四级教授，拿的钱不是最多，干的活是最多的。提高待遇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不提高也得干，还有机会。很重要的一点，刚才苏中兴教授讲的，尽管空洞一点就是自主选择，你实际上可以落地就是这三个东西，给待遇、机会、地位。我虽然拿的钱不多，但是我有了地位，我能站在今天幸福感的讲台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尽管这些感受不见得有用。谢谢大家！
提问：文化水平是幸福的基础，怎么消除金钱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语言口号着重创造幸福，人失业没有工作岗位，怎样创造幸福？
孙健敏：谢谢，很重大的问题，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往往就一个侧面切入。尽管我是一个教授，我自己对外部是无能为力的，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改变自己。当然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我应该通过改变环境改变别人的命运，但是我觉得改变环境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当我在没有条件改变环境的时候，我只能改变自己。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控制点，我是属于内控的人，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只能改变自己。我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讲，抗震救灾、残疾，因为生在农村而没有得到机会，这确实是环境的问题。从管理的角度，或者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讲，这个角度怎么解决问题？我的解释，或者我的处方，就是要给每一个人提供机会，给他地位，给他相应的待遇。当然我左右不了这个局面，我只能呼吁一下，而且我会进一步呼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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