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第七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文字实录
“2009(第七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新挑战 新机遇 新发展：经济危机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和全球责任”在京举行。以下为本次论坛的文字实录。 2009年2月27日上午袁再青：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和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联合主办的2009跨国公司中国论坛现在开始！我是商务部研究院书记兼副院长袁再青，今天上午上半段的会议由我为大家主持。
首先我要向大家介绍光临我们这次论坛的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先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苗为圩先生；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先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安民先生；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工作委员会会长，西门子东北亚首席执行官郝睿强先生；美国全国商会大中华区高级主任王杰先生；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先生；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先生，还有一位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先生晚一点到。此外还有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国际机构、驻华大使馆、中外企业、行业协会、院校研究机构、媒体等方面的代表400余人。请允许我代表主办单位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光临本次论坛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各支持单位和新闻媒体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跨国公司中国论坛自2003年举办首届以来，本着务实的原则，通过官产学媒的互动，多角度的向与会者提供政策信息、研究成果和策略建议，拓宽企业全球视野，帮助企业进一步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大势，促进外国跨国公司“引进来”和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加深中外企业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当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危机日趋严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国际国内压力还在加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困难也有所增加，2009年可能是中国经济更加困难的一年，如何实现2009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经济目标，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我们相信，通过中外企业的合作竞争，我们可以成功的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促进中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下面我们请嘉宾致辞，有请商务部傅自应副部长致辞，大家欢迎！
傅自应：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出席商务部研究院，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和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联合举办的2009年跨国公司中国论坛。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商务部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本届论坛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召开的，在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下，中外跨国公司代表、专家学者和政府的官员共聚一堂，围绕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这一主题共同探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外企业如何应对、如何合作；探讨跨国公司如何在实施全球战略中承担全球责任，也探索中国应该如何更加有效的凝聚中外跨国公司等各个方面的力量，更好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令人关注的问题。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9年可能是中国经济进入新世纪以来发展最困难的一年，但同时也可能酝酿着更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之所以这样，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建立了良好的物资、技术和体制性的基础，劳动力资源，素质较高，成本较低，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良好，金融体系健康，设备资金充裕，社会环境和谐稳定。
第二，中国经济稳定，较快发展的势头不会改变。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滞。
第三，中国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危机中采取了积极负责的态度，我们及时的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把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
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同时也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生产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把在华的外资企业视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我们将关注各类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经营的困难和问题，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支持。我们将进一步的简化和下放外商投资的审批权，完善投资环境，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我们也希望发挥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积极作用，与中国的国有、民营企业一道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目标。我们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发展的机遇，更好的在中国发展布局，更好的承担责任，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如何更好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许多中国大企业出席了此次跨国公司论坛，我们衷心的希望中国的企业与国际跨国公司相互学习，在国际竞争中成长为中国的跨国公司。
女士们，先生们，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同样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也想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稳定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各国人民一道抵御这场危机。
目前中国商务部部长率领中国政府的贸易投资促进团正在欧洲采购和访问，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用经济全球化以前的思维方式去搞贸易保护主义既损害别人也损害自己。
最后，希望中外企业家们利用这次论坛充分交流应对金融危机的智慧，分享中外企业的经验，预祝大会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
袁再青：谢谢自应副部长的致辞，下面欢迎工业信息化部副部长苗圩先生致辞！
苗圩：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能够参加2009第七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我谨代表工业和信息化部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年，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世纪以来最大考验的一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工业，遇到困难最多的是企业，面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到来，中国政府见识早，行动快，采取了一系列有利的措施，对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发挥了初步的作用。借此机会我想着重介绍一下当前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中央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最后对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当前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态势。本世纪以来，中国工业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突出，整体实力进一步增强，产销结构得到了优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不断提高。但是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工业增长明显放缓，下行的压力在加大，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部分主要工业品产量大幅度下降，价格大幅波动，部分产品出口持续萎缩，一些行业存货增加，亏损面大幅度增长，不少企业都陷入了经营的困境。据海关统计，2009年1月份全国商品出口是904.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7.5%，其中钢材出口191万吨，同比下降了53.8%，玩具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缓比下降，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形势更为严峻。目前部分领域、部分行业虽然呈现出一些回暖的迹象，但是我们认为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预计今年一季度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将会十分严峻。当前中国工业面临的困难，既有国际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冲击带来的影响，也有工业内部深层次一些矛盾的体现。从外部来说，国际市场信心严重受挫，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下行没有见底，消费者不断的压缩开支，造成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订单明显减少，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将使中国企业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从内部来看，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已经造成一些行业生产能力的过剩，中国制造业整体上仍然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缺乏行业的龙头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市场控制力弱，结构性的矛盾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
尽管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着诸多的国际、国内不利因素，但是中国工业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仍然是很好的，持续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一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没有变，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中期阶段，内需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第二是中国仍处在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经济全球化在持续推进，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的转移方兴未艾。这三个支撑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因素没有改变。三是支撑工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产业条件没有改变，经过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企业的竞争力在不断提升，具备了抗击重大风险和挑战的实力。
二、工业领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的主要措施。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按照保发展，扩内需，调结构，上效益的根本要求，中央政府迅速采取了有利措施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全面实施经济发展一揽子计划，大范围的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确保中国工业平稳较快的发展。
一是千方百计扩大国内需求，去年四季度，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增加了一千亿元财政资金来拉动固定资产的投资，并起动了总额达到四万亿的两年计划，这个投资计划规模相当于2007年全国GDP的16%，各级政府也加大了对工业结构调整，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等方面的投入。为了拉动社会的投资，全力支持了TD－SCDMA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第三代移动通讯网络的建设，预计今明两年3G网的投资全社会将达到2800亿美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家电下乡”行动，大力的开拓农村的消费市场。
二是制定、实施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中央政府研究制定了钢铁、有色金属、汽车、船舶、装备制造、石化、轻工、纺织、电子信息、物流等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重点围绕着扩大内需、技术改造、自主创新、产业升级、联合重组、品牌建设、增加出口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和措施，对中国工业，特别是重点的这些产业，重点的企业渡过暂时的难关，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是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按照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我们正在组织实施包括大型飞机，高档数控机床以基础制造装备，核心芯片，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工艺，新一代无线通信宽带网等16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以此来引领和带动一批关键的重大技术，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把加快推进企业技术改造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一项重要举措，大力支持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利用现有的时机加大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
第四是着力推进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的集聚。研究制定促进产业兼并重组的措施，积极实行产业兼并重组，研究出台政策措施，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推进特色产业的集聚，实现节约使用土地，节约利用资源，集中治理污染和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三、加快与跨国公司合作，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善于把矛盾的对立转化为矛盾的统一，危机一词在中文的意思里面意味着机遇与危险的对立统一，危险当中蕴藏着机遇，我们的机遇在于一方面为中国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本土企业走出去发展中国新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发展机遇。一是鼓励跨国公司继续在华发展、深化我们的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是支撑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当前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几乎都在中国有投资，世界前100强的工业企业九成以上在中国有投资，跨国公司也日益融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我们将继续欢迎、支持并积极的引导跨国公司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进一步的鼓励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节能环保产业，鼓励投资生产性的服务业和服务外包产业，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采购中心，物流中心，营运中心，培训中心，鼓励跨国公司投资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优势产业。
第二，积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培育新的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企业应对全球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其全面提高国际化水平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将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抓住时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实施跨国的并购和联合重组，提高企业竞争力，支持国内大型企业在全球整合产业链，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支持中国企业发展自主品牌，扩大国际市场的份额。
女士们、先生们，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既对中国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为中国工业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工业企业将以坚定的信心，全球的视野、战略的思维和务实的行动来迎战这场危机，这次论坛以研讨危机下的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和全球责任为主题，对于指导中国工业企业应对挑战，战胜危机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我们期待着在这里能够听到更多富有智慧和建设性的意见。最后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袁再青：感谢苗部长内容丰富的致辞，下面我们欢迎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先生致辞！
李君如：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要祝贺跨国公司中国论坛在北京如期举行，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遇到了近几年来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而且这场危机至今还未见底，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这样的论坛是要有勇气的。本届论坛的主题很好，是新发展新机遇，新发展，经济危机与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和全球责任，这是一个能够吸引人们眼球的话题。记得去年我在这个论坛上有一个发言，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讲一个新题目，跨国公司在中国是终点还是转折点。
第一点，跨国公司是走到了头儿还是进入了转折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外向型经济冲击是非常大的，中国也不例外，我们要有勇气迎接这一变化的到来，由于人们对这场危机的思考才刚刚起步，看法千差万别，这是难免的，我想应该允许大家继续深入研究，也许有一点是共识，这就是这场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这课的主题是什么，人们又会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我以为对中国来讲，这一课的主题是怎么样参与经济全球化，因为全面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会有变化，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实际上资源配制中的基础作用不会改变，国际货币多元化会有所推进，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会有所上升，但发达国家综合国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因此我不赞成倒退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思路和做法，经济全球化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叶开始一路推进，迅速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其中毫无疑问有经验，也有问题，现在到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了，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继续向前走，而不是倒退。
第二点，跨国公司在中国是走到了头还是进入了转折点，还要看清楚中国大趋势，中国大趋势是历史大趋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程，一是民族独立核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1949年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解决了第一个课题，现在的改革开放是为了解决第二个历史课题，这个课题的最后解决要看我们到21世纪中叶能不能实现现代化，这不是任何人主观设定的，而是历史提出的。解决这第二个历史性课题，底子薄，人口多，多到有十多亿人口，无论是解决技术问题还是解决资金问题，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问题，都要靠两条腿走路，靠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积极性都要发挥出来，这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走的必定是既独立自主又对外开放的道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又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道路。因此，中国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要研究许多问题，但不管怎么研究，都不会离开这条道路，我们绝不会搞这种形势和那种形势的保护主义，我们研究和解决的是怎么样以更加健全的方式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这是可以断言的，因为这是中国的历史造成的，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大趋势。
第三点，讨论了天下大事和中国大趋势，我们就要有一个切入，跨国公司在中国是终点还是转折点这个题目了，显然在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中国还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了，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生的跨国公司就不会在中国走向终点，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多做论证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跨国公司要想在中国有所作为，有大作为必须适应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其实中国人在前几年就已经注意到了，要看一看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的背景，党的十七大文件及其关于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就可以有所体会。我们几年前就已经提出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到主要依靠消费投资出口拉动，因此跨国公司在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是一个中国经济向发展转变的新的机遇，关键是如何适应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比如中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方针下，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机制，加大经济结构转变的力度，跨国公司投资方向和结构不能不改变。比如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放在首要位置，跨国公司作为一种为中国发展的外需，如何同拉动中国内需结合起来也是需要很好的思考和应对的。又比如中国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结合起来，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那里农村的发展，跨国公司能不能也把投资方向和重点转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去，这样的转变是需要勇气和胆略的。因此我对中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前景，和我对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前景是一样，不是悲观的，关键是要认识到跨国公司在中国进入了转折点，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勇敢的面对这个新形势，适应这个新形势。
最后我不仅要祝贺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也希望今天来的各个跨国公司能够取得成功，谢谢大家！
袁再青：感谢李校长，下面我们欢迎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工作委员会会长，西门子东北亚首席执行官郝睿强先生演讲！
郝睿强：非常感谢，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委员会，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次会议上发言，并且能够在这个论坛赏罚严，现在全球的经济放缓还有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已经成为很多新闻媒体的头条，已经是热点，很多跨国公司的投资也在放缓，在中国也是这样。因为现在我们要保护本国的利益，现在跨国公司和很多公司一样，都必须要快速行动来应对这样的经济形势，但是这只不过是问题的一面。即使在这个艰难的时代，2月初有些跨国公司还是宣布了一些计划，要扩张自己的生产能力以及研发活动，尤其是在中国。就像西门子，承诺要在中国进行增资，就像大家之前提到的，我们必须要满足中国市场自身的需求来适应现在的形势。我们作为跨国公司，我们对中国有信心，这是非常简单，但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说法，我们给中国人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跨国公司必须要有全球的思维，我们并不是要购买地方的支持，我们要想一想，在美国的中国企业是否也给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那对我们来说，在中国的跨国公司也是一样。比如说如果广东生产的一个节能产品，它是跨国公司生产的，它是不是一个地方的产品，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可以进行非常有意思的讨论。对于我们的员工来说，我和他们进行交谈，这个答案非常简单，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家庭，我们非常相信这是我们本土化的产品。
在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中国所处的境地还是要好很多的，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交往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今天我们讨论的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也是得以体现，可以找到的，中国政府的反应应该说也是非常迅速的，为了应对经济的困境，中国当然也是很快的给出了它的经济刺激计划，这种计划的实施向世人证明中国还是一个充满市场机遇的国家。在未来时间里，跨国公司甚至还会在中国扮演更加重要，更大的角色，因为我们这些跨国公司在这次危机当中看到了机会，我们通过这种经济危机可以进一步的升级我们的设备，我们的生产，同时我们可以投入更多在创新上，因为创新是增长的重要的前提，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企业从劳动密集型转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子同时也会为中国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可能会在经济危机之后便的更加强大，这是我的观点，中国如果能进一步开放他的政策窗口，取得更多公平竞争机会。财政刺激计划或者政策措施能够进一步增强中国的竞争力，毫无疑问，很多国家的市场都面临了很多的挑战，主要是由于需求减缓以及客户不愿意再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等等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在未来进行更进一步的政策调整来刺激更多的、健康的投资，来确保中国有一个健康、良好的投资环境，尤其是要保证有一个环境友好型的、资源节约型的投资环境。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来实现一个透明的、快速的政策审批程序，向外资提供公平、平等的这些市场条件和待遇。
第三点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当然这也不仅仅是在经济危机的时期，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必须要担负起责任，为社会负责，因为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们是进行运营的，我们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根基很深，我们也是在中国不断的发展，共同为实现这个和谐社会做出我们的贡献。相关方面我们有很多在CSR方面的案例，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认为作为一个跨国公司，我们可以向中国保证，我们会留在这里，并且会一直呆下去。
过去几年当中证明了一点，中国和跨国公司的合作是非常有益的，跨国公司想要强调的是，对于这些公司他们的员工作为中国和跨国公司结合起来的一个桥梁，而且它能够刺激当地的一些发展。跨国公司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在中国进行工作，也成为中国可信任的合作伙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进一步继续我们之间的对话，这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论坛，而且很高兴听到这个论坛还会继续下去，在这里我也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袁再青：感谢会长先生的演讲，下面我们欢迎美国全国商会大中华区高级主任王杰先生演讲！
王杰：尊敬的政府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我代表美国商会感谢大会邀请我参加本次论坛，我非常高兴有这次机会和中国的朋友共同交流，进一步讨论政府和企业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当中所要担负的责任，我想对此次论坛的组织方表示我们的祝贺，包括商务部，包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以及其他相关赞助方。美国商会在我们旗下有300多家会员企业，我们的任务是要为所有的企业服务，进一步的证明了我们商会是遍及全球的商会，在全球各个国家，我们要进一步推进这些会员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些合作的做法还会进一步继续，这样就能够进一步推进国家和国家之间，企业和国家之间相互互信，同时促进所在国的经济繁荣。
我们这个商会是代表会员公司在所在国家取得相应的服务，同时获得更多所在国的信任，同时这些公司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前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也为这些企业提供了更多相关的解决方案和服务，对于我们这些成员来说，我也认为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发，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投资应对经济危机。我们商会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永远像现在那样监管所有的公司以及公司的运营，奥巴马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是美国政府采取的第一步有效刺激经济的做法，我们相信对于这些经济危机当中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需要采取非常深入的、广泛的措施才能够应对。这也是美国政府所面临的财务和预算上的责任，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以及全球各个国家的合作伙伴需要共同做这样的工作，美国商会欢迎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举措。去年年底中国政府宣布的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我们认为也是非常积极正面的，我们希望利用这样的机会，包括我们企业有一些机会能够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内需的扩大。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中国公司能够进一步参与到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当中来。如果说中国企业到美国来进行相关的采购的话，可能会使得我们的经济刺激计划更加的可行。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些举措也被我们的贸易伙伴所认真的关注，我们认为美国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只是临时性的，美国作为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仍然是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希望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能够保持长期的、健康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对中国我们的想法也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也知道反贸易，反自由贸易这方面的压力也会对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尤其是面临挑战和危机的时候要有这样的论坛进行对话，我们非常赞赏胡锦涛总书记去年所发出的声音，也就是要反对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做法将大大的帮助中国经济复苏，同时中国也将从中获益。
当然了一个国家不能为自己国家的企业专门设立一套规则，而为外国投资者专门设立另外一套规则，从金融到电信，到物流，到消费服务等等所有的这些部门，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进行支持，因为中国不能紧紧依靠出口，而应该更多的依赖于自己内需的增长。美国商会也是非常支持这方面的举措。
另外跨国公司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对创新进行投入，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之下，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采取相关的措施保护企业的创新，中国非常明智的做了很多的举措来保护知识产权，来推广创新，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企业能与我们想得一样，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或者是政策来保护透明度，来保护知识产权，使得相关部门能参与进来，在全球范围内与其他企业竞争，对中国而言也等于是更多的机会。
对于环境和能源方面的挑战，也是全球范围内共同应对的挑战，我们也有共同的议程应对环境和能源方面。首先我们应该要确保经济增长的基础，保护我们的环境，确保我们的资源，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合作。布什政府所讨论的能源、发展20年框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保证我们未来的能源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同时国家之间在这方面的合作也能够为未来经济的增长，包括就业的增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商会认为环境保护对于企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有责任保护环境，正如金融危机一样，金融危机的蔓延是不会考虑到一个国家的边界就不蔓延过去，危机会蔓延到整个世界各个角落，因此环境保护也是一样，环境的危机也将是如此。
金融危机以及在这之后经济的下行将对全球市场包括私营部门，包括政府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对这样的市场发展充满信心，美国以及包括我们企业和我们的商会，都需要重新建立起发展的态势以及信心。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可行的框架，进一步的确立这样的框架来支持我们市场进一步发展。正如大家所说的，任何一个危机都会带来一些机遇，所以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机遇，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都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开放各自的市场，共同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也要保障能源和环境方面的利益。所以我在此非常期待今天在这个论坛上和大家的讨论，也希望今天的论坛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袁再青：感谢主任先生的演讲，下面我们欢迎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先生演讲！
伍德克：谢谢主席，谢谢王教授邀请中国欧盟商会来参加今天的论坛，我也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代表我们商会跟大家谈一谈我们欧洲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所考虑的一些当务之急。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商会，商会是代表欧盟在中国投资企业的组织，2000年的时候成立，创始的时候就有51个欧盟公司成员，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商会是不从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委员会得到资金支持的，我们是完全独立运营的机构，现在我们有1400多家公司成员，在中国不同城市有七个分会，而且还有33个工作组和论坛。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产能过剩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同时很多欧盟公司也是面临这样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产能过剩的部分。 产能过剩可能会导致保护主义，从而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下行，首先看一下现在的中国工业支柱情况，这张表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的需求架构大概对汽车的需求是570万，中国差不多就能生产780万辆汽车，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就有产能过剩的情况。由于全球经济的下行，摩根斯坦利有一个预测，中国汽车市场的需求就会产生过剩，差不多有57%的产能过剩，当然这会对汽车行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这当然是产能过剩的一个例子了。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看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产能过剩，首先是流动性过剩导致的，其次中国企业要想破产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得到了各个地方的补贴和保护。第三，这些企业在《劳动合同法》，环保方面做的并不是非常好，因此也似地整个环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同时企业发展并没有非常健康。第四中国人民币汇率长期处于偏低的位置，给予了这些企业竞争力。最后是保护主义，这种保护主义并不意味着中国针对外国的保护主义，而是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保护主义或者地方保护主义。所以我觉得除了我们所谓的通常意义的中国和外国之间的保护主义，我觉得中国自己的地方保护主义是非常严重的，如果说中国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它的经济增长还会更加的快速。
另外就是模式的改变，在过去这段时间，中国生产商并不受到任何影响，因为当国内消费并不能够吸收这些过剩产能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把这些过剩的产能出口出去，对于当时来说，中国的这些企业出口就是他们一个很好的释放的渠道。因为人民币相对汇率比较低，所以他们的出口也相对有竞争力，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了，全世界的需求开始下降，美国、日本、欧洲的需求下降，人民币在过去一年当中又相对升值了25%。所以这种情况下，相对长期以来较低的人民币汇率使得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包括中国越来越多的钱买了美国的国库券，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有没有必要继续买这么多的国库券，或者有没有必要有这么高的外汇储备。事实上，由于这样的一种体系存在，才会有现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这个体系或者这个机制是否可持续。
产能过剩像现在这样的时期，我们就要看到一个新的情况，全球需求下降了，同时购买力也有很大幅度的下降，这个国家最有竞争力的，规模效益经济里的五大行业就不再有很强的竞争力，就会对整个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而且现在很多行业的技术还是非常老旧，在现在这个时候，大家也不愿意进行过多的规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是有很多公司并没有受到很严格的规管，有劳动法的问题，有偷工减料的问题，有一些中国公司在这方面是有很大问题的，这给他们一些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还有一个是钢铁行业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已经很久了，对欧盟来说也是很大的问题，这是经济放缓之前就存在的问题，危机使得局势更加恶化，结果我们现在中国政府已经静止了产业的增长，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兆头。比如说现在汽车行业的刺激方案就是为了支持钢铁产品的消费，现在我们是在强调消费的部分，而且我们海盗钢铁行业和新汽车的刺激方案出口水平应该得到稳定，主要是通过增值税退税措施。也有人谈到人民币贬值的问题，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市场在日益萎缩，这肯定会给中国的贸易伙伴带来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保护主义是一个向下的滑坡，我们一旦开始这个过程是很难止住的，因此我们希望中国可以进一步刺激国内需求的同时不要再过多的依赖出口。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苗副部长已经谈到了结构调整的问题，我们要避免出口产业的产能过剩，比如说钢铁、造船还有化工产品都存在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反倾销案针对中国都反应了这个情况。我们建议要刺激消费而不是生产，中国现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制造都非常成功，但是我们的消费还是不够强劲。我们要购买更多的中国制造产品，不仅仅是因为它便宜，而是因为它有增长的需求，不仅仅是在基础设施方面，不仅是在出口方面。比如说中国的铁路，中国的信息技术系统，中国还要改善自己的医疗与教育系统，中国医疗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进步，当然教育也是一样。为了避免工厂的破产，中国政府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失业人口重新让他们进入到再教育，继续教育的体系，让他们能够改善自己的知识技能，以便为下一个工作做准备。
我们现在再建一个工厂是非常方便的，但是还是面临一个挑战，就是2010年之后，大家进入市场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坏债增长，大家的边际效益会递减，这是大家面临的挑战。我不想讲十个关键行业的一些细节，但是我想主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要鼓励国内消费，要鼓励研发，要更新技术，所以我们看看这些计划的细节就知道这个计划的方向是正确的，产能是要下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时期，政府正在着力应对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有机会可以一次彻底解决产能落后和低效问题，并且调整结构，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年中国关闭了很多产能过剩的发电厂，这是非常困难的，你必须要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坚决的做出了这个决定。还有这次跨行业的全球危机并不是要让大家增加产能，而是要让大家消灭一些不必要的产能。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公司是否会采取相同的办法来降低产能，但是更高的透明度，更高的报告和信息肯定会有所帮助。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政治意愿和政治手段不断的改进工业结构，以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中国欧盟商会促进欧盟企业与中国政府对话，讨论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希望可以与大家建立一个对话的平台，这是国外的企业能够为中国做出的一个贡献，谢谢！
袁再青：感谢会长先生的演讲，下面我们有请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先生演讲！
王志乐：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第七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我的题目是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公司论坛，讲的是企业，所以我这里讲的同舟共济的主体是企业，同一个舟上的企业是哪些企业呢？我认为中国有主要的三大类，如果从所有制讲，一个是国有企业，一个是民营企业，还有一个就是外资企业。这三类企业主体在同一个舟，中国的这个舟上怎么来共同应对中国金融危机，这个问题是现在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大家对同一舟里的三类企业的看法实际上不太一样，所以我想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在这条舟上的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三大方面军的话，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这一点如果没有共识的话，就很难想象在同一舟里边同舟共济。为什么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呢？第一个主要理由，这些跨国公司发生了重要变化，去年论坛上主要讲了一个观点，最近十几年，跨国公司正在走向全球公司，这个过程应该起点确定在1992年，大家都知道1991年底，苏联发生解体以后，冷战结束，从那以后，实际上出现了全球的市场，企业竞争的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许多重要的公司都在这个时期进行了他的全球战略调整。像今天参加会议的IBM公司，这是我们跟踪研究的，他在93年进行了战略调整，更加全球化。另外这种变化不光表现在美国公司，欧洲公司、亚洲公司都有这种变化。在中国销售额最大的三星公司也是在92、93年的时候进行了全球战略调整，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变化，他们把跨国经营战略变成了全球的战略，它在全球配制资源，在全球打造一个全球产业链。战略变了以后，这些公司他的管理结构也变了，过去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因为跨国经营它有一个母国或者他的祖国，它的总部在那儿，他要到别的国家去投资，中心点是在母国，可以看作是中心辐射式的管理结构，但是现在这种模式已经不太有效了，很多公司出现了一种全球的网络，所以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全球的管理。
最后，当这些公司走向全球的时候，他要在全球经营，别的国家，别的地区人民，经济体对你怎么看，如果你在那儿不承担责任，不为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负责的话，当地为什么要环境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认为在这个世纪初，或者上个世纪末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从过去强调承担股东责任，或者说为他的母国承担责任，逐步逐步扩展到承担经济、社会、环境全面的责任，甚至于是全球的责任。如果说这种全球战略，全球管理，全球责任是跨国公司出现的新变化的话，我觉得这种公司越来越高度的全球化，这种高度全球化的程度在联合国实际上有过统计。我们用的就是联合国贸发会议每年发布的世界最大100家跨国公司跨国指数，所谓跨国指数指的是这些公司的海外资产、海外销售、海外雇员占总资产、总销售、总雇员的比例。大家可以看一下，1994年的时候，全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跨国指数这三个方面分别是40%左右，40%多一点。但是到了最新的统计，2006年大家不要以为是一个老数字，实际上这是去年9月底才刚刚发布的，它发布只能发布两年前的数，到06年的时候，100大跨国公司跨国指数已经接近60%了，相当大的一批公司，特别是一些小国的大跨国公司，他们的跨国指数甚至于达到了80%，90%。这种高度的全球化，他们必须和全面的本土化结合在一起，所以使得这些全球公司比传统的跨国公司在投资所在国发挥的作用如果相比较的话，我认为是比过去传统的跨国公司在他所在国发挥的作用更加积极，更加正面。
这是我们从理论上进行了这样的探讨，从实际上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这30年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他是不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我这里有一张表，这30年里，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发展数量，这里有一个说明，这个数指的是外资在中国的数，联合国贸发会议把外资在中国投资的数量等同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数量，这里我把这两个数就混用了。大家看整个80年代，这些跨国公司，或者外资在中国的量很小，1991年才44亿美元，9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讲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全球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个起点，而在92年1月，邓小平有一个重要的讲话，紧跟着全球的变化，他有一个重要的讲话，他认为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机会，我们要抓住机会，而且要扩大开放。所以92年大家看外资一下子就突破了100亿美元，后来急剧增加，90年代的外资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四百到五百亿美元。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2008年中国引进外资达到924亿美元，这是历年来最高的一次，接近一千亿了。在这三个阶段，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创造了就业、GDP、税收，这些都是平常讲的比较多的，但是我认为我们研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作用，不光是看这些统计数字，宏观的指数，重要的是看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从过去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当中，跨国公司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和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同的。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些跨国公司发挥的作用就是一种经济的推动或者是促进，但是在中国，不光是这个作用，它推动你经济体制转型，经营机制转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它对中国的企业，对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张表主要看外资进入中国的三个阶段，不同的时期，对中国企业发挥的影响。80年代外资投资不多，一年十个亿，二十亿美元，这个时候他做什么了呢？他是销售商品，转让技术，进行小规模的试验性投资。而这个时候中国企业可以说还没有现代企业，当时的国有企业进行的是扩权让利，承包经营的改革，民营企业还没有，有个体户，有乡镇企业。中国的私营企业条例是在1988年出台的，而中国最早的企业法，符合现代企业规范的企业法是1979年出台的《外资企业法》，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中国的企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我们过去没有现代企业，现在知道了现代企业有了这样一个示范。而92年开始，大规模投资以后，邓小平讲话，特别是1994年制定了《公司法》，这个时候外资在中国大规模直接投资，让中国企业了解到什么是现代企业，也了解到跨国公司不仅是产品、技术先进，他的组织有竞争力。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开始了大规模的企业改革，而且私营企业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大发展。我们做论坛每次都请国资委和全国工商联领导到会，今天国资委副主任在外面有一个紧急的会，昨天晚上通知来不了了，但是孙主席到了，说明我们想把这三类企业看一看，中国30年中他们是怎么样相互促进的。这个时期中国开始了股份制改革，特别是通过上市懂得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这些公司治理阶层。
到了第三阶段，外资出现了新情况，他们开始独资化，而且开始了并购投资，这实际上是企业在中国发展不断提升的模式，这时候对中国企业带来什么重大影响呢？特别是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很快，而民营企业在这个时期的规模化、股份化、国际化也在推进，所以大家看在这个时期，中国加入了WTO，国资委建立，非公36条，2006年1月1号实施的新公司法。从这样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得很清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三个阶段恰恰是催生了中国的现代企业，做大了中国现代企业，当然不是他去做大，而是他的促进，带动了中国企业的加强。
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现代产业带来了重大影响，因为我认为在全球公司形成的同时，世界上出现了全球性的产业，像刚才伍德克先生提到的汽车工业，是最典型的全球产业，全球产业出现的时代，一个国家的产业要想自成体系，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你要是自成体系，自己封闭的话，跟全球产业脱节，你的产业有可能就没有竞争力。中国这30年恰恰把自己的产业跟全球产业连接在一起了，这里面我认为也是跨国公司充当了一种桥梁作用。首先它通过大量的转让技术，催生了一批现代产业，比如说今天朱新礼的饮料产业，以前没有，我们用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现代家用电器产业过去也没有，包括轿车，过去虽然有某某轿车的品牌，一年有几百辆，几千辆的产量，但是构不成一个产业。80年代转让技术催生了一批产业。
90年代通过大规模直接投资推动了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使我们很多产业变成世界最大，钢铁、水泥、建材，甚至于到今年有可能汽车都要变成世界最大的一块儿了，至于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包括IBM的IT行业，从制造方面差不多都是最大的，中国有200种工业产品是世界第一，这个时期把中国产业做大了。
到了第三阶段，最近这些年，跨国公司的并购，并购境内企业，通过高层次的竞争客观上能够帮助中国企业重组，做强，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影响。 第三个方面的影响，跨国公司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新道路，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崛起，它如果光靠自身的资源，这个资源是广义的，资金、技术、市场等等，人才，都算是资源。中国的崛起光靠自身资源是很难的，包括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崛起，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是自力更生的，他们都需要从国际上获取资源，但是他们当年是通过战争抢，或者通过不公平交易去掠夺，我们中国不可能走这样的道路，我们只能通过和平的道路。和平道路在这儿是怎么实现的呢？实际上是通过市场交换，通过市场竞争，市场交换的方法去吸纳整合国际资源。而这里边，我们观察在这30年中，跨国公司恰恰在两个方面对中国这种用和平的、公平的、市场交换的方法获取国际资源的新道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首先跨国公司从企业自身利益出发，积极促进中国和他的母国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咱们30年有一种和平比较好的和国际经济合作关系，非常重要。回顾历史，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仁人志士要改革，但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实际上非常不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这30年不同。我们总结我们改革开放成绩的时候也要看到国际环境的变化。
第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济把它纳入了全球网络，这样就使得中国有可能通过市场竞争的渠道，而不是通过暴力去吸纳、整合国际资源。特别是今天早晨提到的，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将来中国的跨国公司也要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做一个结论，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个结论我刚才用了大量的事实来说，事实上有理论根据的。1998年4月14号，中央国务院有一个重要的文件，关于外资的问题，过去是秘密文件，去年总结30年的时候，把这个文件公开发表了，文件第一段话就是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形式之一，这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十年后，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里还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央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他把外资企业视为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所以我提出的这个命题站得住。
外资企业是这条舟上的方面军，或者叫战友，在这个金融危机中我们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呢。十七大报告里曾经提到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个等作用在眼前，实际上应该考虑到在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中，跨国公司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第一，发挥跨国公司保增长的积极作用，这里有一个资料，外资企业现在吸纳就业人员2800万，2007年的工业产值是12万亿人民币，占全国工业产值31%，涉外税收将近一万亿人民币，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0%，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如果他不能够稳定，不能够增长，我们保增长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第二，如果要保增长，就有一条，我非常赞成刚才几位外国朋友，外资企业的朋友讲到的，希望中国的保增长的措施，这种刺激措施也应该把外资企业纳入，所以我觉得既然外资企业是中国的企业，我们在采购问题上，贷款问题上是不是也应该考虑支持，给予必要的支持。
再有一个，在调结构中的积极作用，我们研究所对近年发生的22个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案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调查，既调查当事人中方，也调查外方，还调查当地的政府，这个调查是在商务部支持下进行的，发现没有一个案例真正影响了国家经济安全，这些案例出现的增值本质上是中外企业利益的博弈，而不是国家安全问题，但是这两年舆论报道有一些偏差，把外资并购看成恶魔一样进行否定，有些本来很正常的并购，最后都丑化了。我们认为实际上这三年，抵制或者批判导致了一个非常遗憾的后果，就是我们错过了一次学习并购的机会。现在大家都讲有抄底的机会，如果没有经过三年的学习，本来通过三年的学习，对于中国人来讲非常快能够学会，现在我们就有机会，但是错过这三年的学习机会非常可惜。我们现在调结构的时候应该充分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去引导，让他也发挥作用，参加到调节中来，参加到并购重组当中来，中国这么多的工业产能过剩，这里面临一个调结构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做。
最后发挥跨国公司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作用，全球化发展以来，各国经济互相依存度大大提高，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很快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抵御金融危机也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各国经济也必须同舟共济，地球就像一个船一样，大家在这个船上要共同努力，而不应当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今天早上副部长提到的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这方面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里也有一个资料，2月4号，北京青年报报道，有一个买美国货的报道，通用电气公司和卡特彼勒公司明确表示反对，这两家公司每年收入60%来自海外，我刚才讲的全球性的公司海外利益中心转移了，这个时候反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座的各国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全国商会，欧盟商会，日本商会这样一些有影响的机构，能够在推动贸易自由化，给中国营造一个外部环境上发挥积极作用。
我也有一些建议，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全球战略同时更加注重承担全球责任，我刚才讲到做的好的跨国公司在承担全球责任，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公司做得不够好，环境问题上，商业腐败问题上都在中国有一些被披露出来，所以我想真要在中国实施他的全球战略，就必须更加注重承担全球责任。
最后，我希望在中国这条大船上，形成各类企业，国企、民企、外企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中国产业健康发展，经济持续繁荣有赖于企业的成长壮大，而中国企业的成长壮大有赖于国企、民企、外企各种所有制企业在中国乃至所有市场的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相互促进和相互融合。
在这里我引用老子《道德经》的一句话，祸莫大于无敌，这个敌不等于是敌人，而是一个竞争对手，这个思想非常辩证，任何一类企业真正要做大做强都不可能在排除竞争对手的条件下实现，我们既不应该以“姓社姓资”来排斥民营企业，也不应该以“姓中姓外”来排斥外资企业，我们应该形成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只有这样，我觉得这条船才能够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能够扬帆远航。谢谢大家，供大家参考！
袁再青：谢谢志乐所长以及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上半段开幕式演讲到此结束，我提议大家用掌声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
2009年2月27日下午
王倩：尊敬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上午下半场的会议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有请总裁论坛环节的主持人周为民先生，他是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总编辑，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掌声有请！
周为民：各位来宾大家好！受论坛的委托，这一节的讨论由我来主持，跨国公司中国论坛近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所开展的一系列的研究、讨论、交流都有一个突出的主题，这就是在全球化趋势深度展开和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背景之下，跨国公司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全球战略和全球责任。全球战略和全球责任的问题这个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在论坛的组织下都已经取得了相当有价值的成果。这一次的论坛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和全球责任的研讨方面又有了一个直接的背景，那就是全球在应对经济危机。
所以在经济危机这样一个情况下，进一步深入的来讨论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和全球责任问题，无论是从哪个方面，从应对危机、着眼于长远发展，从中国与世界更紧密的合作等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尤为重要的。大家知道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展开和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它构成了一种交汇，正是在这个教会点上我们碰到了经济危机这样一个事情，同时对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恰好又与我们总结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使我们对这个主题的研讨进一步深化的好的条件。相当一段时间以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来说应该怎么样汲取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主体的总的结论和我们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那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发生了金融海啸，发生了由此而来的经济危机而怀疑、动摇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建设开放型经济的方向。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显著的冲击，但是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它实际上也把我们中国在改革发展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矛盾进一步的凸显出来了，这个意义上来说，正确的总结经验对我们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总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建设开放型经济，这个开放不仅仅是指对外开放，而且还是指对内开放，也就是说，在我们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当中，要进一步的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这样一个壁垒，进一步推进统一、畅通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当然，同时在与外国的关系上，我们一定要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这同样是开放的两个方面。
所以今天的总裁论坛安排了、邀请了六位，都是极有分量的大的总裁，按照原来的安排，包括三类企业，外企、私企、国企，由于一个特殊的情况，中海油的总经理今天不能来参加，所以由其他的五位总裁在今天的论坛上发表演讲。每位演讲的时间是15分钟，现在我们首先邀请IBM大中华区首席执行总裁钱大群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钱大群：主持人，各位尊敬的领导、贵宾以及媒体界的朋友，首先我非常荣幸在今天能够代表IBM公司来参加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论坛。我在这里特别感谢王教授能够特别给IBM这样一个机会，我们非常珍惜，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个时候谈这个主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也同时想跟各位报告一下，虽然在上面的15分钟，IBM就这个课题做一个报告，实际上是抛砖引玉，在座的不管是领导还是业界都会有更好的意见，我希望我的报告以后，有任何值得改进请各位告诉我们。
今天的主题是谈到碰到新的危机如何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机遇。第二个，在新的机遇里面，作为跨国公司，如何跟在座的一起能够有新的发展，尽到对中国以及全世界的责任。
首先我们谈到危机虽然有挑战，也是机会，今天新的挑战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解决以前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希望下面通过这个图表跟各位做几个说明。我们把眼光从中国放大到全世界，虽然有经济危机，此时此刻的挑战，人类或者企业有更好的机会来突破。第一个例子，我们都晓得能源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有条件，美国把电发明出来以后，电输送到不管是企业、工厂或者是家庭，输送的过程当中，因为不是很有效率，是很老旧的办法，平均会浪费掉40－70%。假如有更聪明的才智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大幅度提高发完电以后输送到终端的效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关心城市交通，事实上有更好的智能解决的时候，可以把交通建设做得更好，我们做过很多不同的调查，告诉我们在洛杉矶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很小的区域，因为没有及时的信息，使得每天都有车子要绕小区找停车位，一年累计下来光是绕着下去浪费的油就超过十万加仑，排出的二氧化碳更是不计其数，使得一部车子可以绕地球三十几圈，这是很大的浪费，这个危机可以转变为机会。
当全世界还有8亿人口在饥饿边缘的时候，因为供应链没有效率，从产地产生出来的食品送上架的过程，有东西因为不新鲜，每年平均还会浪费掉40多亿美金的食品，这是在供应链上。当你谈到看病难，看病贵，大家都希望提升医疗建设对人类造福的时候，即便在美国，因为没有普及的电子病历，平均统计一年大概有两百万件以上的处方因为是人工处方，使得处方配药过程当中造成了错误跟瑕疵，所以有很大的机会解决这个挑战，使得人类的医疗得以提升。
当全球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大家都想到银行、金融单位造成的困惑，有没有想到金融单位不断做出很多创新的金融手段和产品的时候，他只做到把这些创造新的产品的危机，或者风险转嫁给了别人，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讲今天的挑战能不能更好的预估这个风险，使得我们可以避免这些风险，这些都是可以看到全世界都有新的挑战，新的经济发展里面，我们有机会解决这些。
我把这个眼光缩小到中国，事实上小地方来看大世界，各位有一个统计告诉我们，北京有三百多万辆车，平均一辆车子在北京市里因为交通堵塞上会浪费40多分钟，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机制，某一个人看了病要转到另外一家医院，资料或者信息无法带过去，到另外一家医院重新做检查，平均一个人在中国大概会额外花费成本一千块人民币，这是很大的数字。水资源那么重要，我们南水北调，中国的水处理大概还有90%以上没有经过污水处理就要排到大海里去，换而言之，我们看到一些人类的问题，今天在中国其实也有很多机会。
为什么此时此刻IBM愿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很有信心的说不是危机，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变成转机。主要是因为在此时此刻科技层面也有很大的变化，使得我们一起合作可以做到已经做不到的事情，有三个很重要的，我们看到的发展趋势。第一个大家都晓得，耳熟能详的，全世界平均有20多亿人在因特网上，中国已经是因特网使用人口最大的国家之一，最重要的不是因特网，而是今天很多的信息无所不在，所有的信息，数据可以处理的已经不是在个人电脑上而已，手机上有很好的信息，交通管制红绿灯上有很好的信息，今天的汽车里面有很好的信息，平均因为成本的下降，一个人可以拥有十亿万片的芯片，很多很多的资讯散布在外面，如果能把这些资讯拿过来，通过因特网在背后做更好的处理的时候，人类有更大的能力解决前面提出的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谈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观念的时候，11月份IBM举办了一个类似的论坛，邀请了全世界300多位知名的企业领袖，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有一家企业举了一个例子非常非常生动。这家企业说，平均现在在全世界已经越来越普遍，当您开车的时候有卫星导航系统告诉你开到哪里去，比如说北京市我不太熟，我要到朝阳区去，输入卫星导航系统，他就说请你上东三环，直走，什么时候下去，这是越来越普及的服务。这家公司把刚才的观念反过来讲，我提供这个服务的同时，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的手机信息在动，我能得到你的批准作为我的客户，把你手机的信息收到。这家公司有成千上万新的信息进来，很有意思，他不但可以提供你要开车到东三环怎么走，同时他会发现奇怪，为什么在东三环这个时点，这个手机信息开开停停走得特别慢，可能有特别交通堵塞，所以他不但能够提供导航如何开车，甚至及时提供信息，交通的环境，提供信息来绕道。他甚至提供给政府的建设，这一段路在修路，我们做出调整，这样及时的信息，以为礼拜三早上应该交通很好的，但是七点到八点交通特别堵塞，我们做出调整，这是把外面的信息经过处理变成很珍贵的智慧，大幅度的改善了在很多城市里面交通的问题，我们称为智慧的交通诞生。这家企业在欧洲开始运营，短短两年变成了20亿美金的公司，非常成功。我们想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的看法事实上用同样的观念，我们可以解决很多大的问题，他这样的公司运用刚才结合了人类的挑战，试着结合起来，用今天科技的做法，创造了更好的智慧的交通。今天在挪威、丹麦也有很好的例子，北欧国家有一个最大的食品公司，他试着在产品生产，当地生产的蔬菜或者是生鲜如何透过智能运送上架，使得他可以全部掌握货物的流通，大幅度降低他的成本，使得他的整个运作更绿色化。通过智能的流通业，使得他大幅度的提升他竞争力的同时，也解决了人类食品很大浪费的问题。
同时还有另外的例子，不仅做到食品的改善，同时在丹麦有一家公司，不但是发电，发了电以后能不能像因特网一样，在电的输送里面加上智慧，使得电关于哪一个节点不太容易输送的时候可以绕道，变成一个智慧输送电网，大幅度的解决了我前面讲的问题，电发出来以后，到终端的时候浪费了40－70%，这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各位到加拿大去，加拿大有一家企业事实上是非营利的政府资助的企业，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有50%以上的加拿大人都会拥有电子病历，当你有一个电子病历，要到不同的医院去的时候，大幅度的解决了我前面所提到的问题，当你要转院的时候会浪费掉很多的资源，电子病历转的时候大幅度降低了社会成本，可以大幅度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或者解决了刚才所讲的两百多件手处方开药有瑕疵的问题。我这边列了很多新的观念里面可以有新的更好的智慧，更有智慧的油田系统，今天的智慧开出来的油在所有的油场里面20－30%，有更好的智慧可以开采更好的油。更有智慧的医疗系统，更有智慧的电网，更有智慧的零售，把这些结合起来，就可以变成更有智慧的城市。大家可以设想在四川重建的时候，把很多新的观念带来，不但可以突破，而且可以建立一个更成功的城市，水资源、气象都可以有很多新的观点可以提供。我们看到是有很多挑战，我们看到每天要突破这些挑战，但是我们又很乐观的看到，可以把这个危机转变成很大，很好的机会，而过去的人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今天我们一起合作可以解决。
接下来我想跟各位报告的是在这个观念底下，我们的看法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开发，我们想提出的观念是说，在振兴经济的过程里面，在一个企业要成功的过程里面，只是去修补过去是不行的，而在这个礼拜举办了一个类似的论坛，这个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开发研究院院长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今天即便全世界有3亿多的振兴计划，包括在中国也有4亿万人民币的投资，你看看当年的日本，当年日本经济不够好的时候，日本的政府说我要花大量的钱做经济的振兴计划，其中一件事情就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周教授说你不断的盖高速公路，但是你的经济活力，高速公路上没有车子跑，你投资的基础建设是有点浪费。换而言之，今天不仅要修补过去，我们大胆提出的观念是如何把钱用好，创造更有智慧的基础建设，使得未来不但是经济可以提升，同时可以更成功。
这边有另外一个例子可以举，谈到前面提到的观念的时候，IBM在不同的地方有类似的建议发表，希望我们跟不同的企业和政府来合作，美国IBM的董事长他发表了类似的文章以后，奥巴马政府的交接团队看到了，刚好他们当时也在谈振兴的计划，有了交流以后做了下面的决定。把一个光是修补过去，一味做的基础建设，不如做一个更有智慧的基础建设，这个智慧的基础建设，那时候我们给了三个建议，第一个，与其修道路，是不是要做大幅度投资，在医疗和IT的建设上。第二个，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做更有智慧的电能的建设，降低你能源输送的浪费。第三，使得高频率的(英文)能建立起来。这三个刺激大约在美国是三百亿美金，可以创造将近一百万人口就业。我们想大声疾呼，我们今天往前走，振兴的时候，有很好的机会把这个资源，资金运用的时候，可以做出更有智慧的一些基础建设，使得经济不但可以复苏，而且还可以更往前走。
另外我想跟大家汇报的是，同样不见得要谈政府如何运用这样一些投资，开创出一个更有智慧的城市，更有智慧的水资源体，社会的医疗系统，使得变成一个更有智慧，更和谐的社会。但是我们刚才谈到不管是跨国企业在中国，或者中国的企业做到全世界，做大做强也有同样的观点，今天的社会里面，当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要裁员，降低成本，坦白的讲是最容易做的手段。IBM在1993年当整个IBM碰到很大的危机的时候，IBM公司，后来哥斯那进来重整我们的公司，真正碰到危机的时候要减少人，这些比较容易做，比较困难的大的挑战，反而不是说在减少这些开支，而是怎么走出一条新的路来，有新的发展。IBM公司在当年碰到很大的困难，一路走来，跟各位也可以报告，我们去年的时候全世界有式以来营运最好的一年，我们做到了一千亿美金的营业额，获利率也是破记录，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提这个，而是说刚好相反，我们的董事长一点都不认为这有什么骄傲，他反而认为在这个时候你要做节约，你要做节省，这是很容易的事，困难的是一个企业如何在这里找到一个新的机会一起发展，一起分享共同的责任。所以我们认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不管是跨国企业在中国，或者是中国的企业要做大全世界变成一个成功的跨国企业，在这个时候都一样有类似的机会。
接下来我想跟各位报告的是在这样的观念底下，总结IBM在中国，IBM在中国，透过改革开放30年一路走下来，就像前面几位领导谈的，我们很珍惜这样一份成绩单，我们现在在中国一万四千名员工，如何透过IT的技术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的同时，今天IBM在中国的研究院，软件开发中心，硬件开发中心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万四千人是服务全世界IBM的业务。最多一个跨国公司在中国，我们非常有信心的是一方面可以在中国配合经济的发展，能够使得中国更提升，使得中国企业更成功的同时，我们以中国为基地，不断的扩大我们的能力，造就和造福全世界不管在研究、发展、创新或者是服务方面，我们认为是大有可为。所以在这儿我也想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对目前的看法坦白讲是乐观的，我们的看法在这一波里，我们的投资是要加速的，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一波过程里面，中国跟全世界大的经济体系的竞争反而是更在同一个起跑点。中国的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底下，反而提升了跟全世界竞争企业同样的地位，只要我们做得对的话，我们一起共同创造更美好的前程，以上是我的报告，再次谢谢能有机会来这里发表我们的看法，抛砖引玉，我们看到虽然有危机，但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解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地球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新的科技的手段可以让我们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假如我们一起合作，可以把中国变成在这个改变里面最大的赢家，中国与中国的企业可以变成最大的赢家，谢谢大家！
周为民：非常感谢钱先生的精彩演讲，他以生动的实例阐述了如何化解危机这样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融合在现在的危机当中，通过创新，建设一系列更智慧化的，智能化的设施、系统来赢得新的发展，非常谢谢钱总充满智慧的演讲。现在我们请关志华先生发表演讲，他是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巴斯夫大中华区管理董事会董事长，有请！
关志华：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跨国公司的论坛，我本人也是连续四年有这样的荣誉被邀请。今天我站在这里要提的一起来学习的一个话题，是挑战责任与机遇。我记得去年我站在这里，我是用这个图，一样的，当时我也说，我们这些跨国公司在参与中国发展的同时，在过去这30年到以后，我们看到作为跨国公司，我们有一个全球的结论，而且我们当时看到全球的结论，很多全球挑战，从这些挑战带给我们的责任，以及我们要抓住，把它变成一种机遇。今天站在这里，同样的一个图，可能我们所说的这个挑战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今天很多都谈到经济金融危机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并没有说怎么样可以把经济危机化解，以及未来怎么样走出一条新路，但是我们可以按照已定的战略。我们面对经济危机并没有改变长期发展战略，我们今天更多的要考虑到两只手，一个是短期的发展，怎么样面对经济危机，一个是长期发展战略，还没改变，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目前我们面对，怎么样作为一个企业可以不断的经营下去，作为巴斯夫公司，全球已经有140多年，面对过很多各种的经验，在目前我们所考虑的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在我们公司内部，在各种重组，增加我们的效率，以及我们不断的追求创新，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行为，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行为，这样来帮助我们面对全球的挑战。在今天我们其中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并购案件，我们是全球并购，也是非常有名的公司，巴斯夫公司用的是39亿欧元来并购全球有名的公司，他们在中国也是有很重要的经营，包括有生产，有研发，我们目前正在积极的把这个整合。这个并购跟过去的并购有一点不一样，这个并购的业务跟巴斯夫的业务很大程度上是有重叠的，所以在整合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很慎重的去考虑到各种效率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在准备并购它的同时，巴斯夫在全球的业务，整个部门已经在准备重组，这里我们也看到作为世界级最大的跨国公司，全球产品部门分成六大块，我们可以看到巴斯夫公司全球方向已经很清楚了，相对来说我们还是基础的化学公司，但是我们走的比如说在功能性解决方案的范畴，在过去几年中收购的一些公司，考虑到公司的环保，催化剂能够帮助我们在汽车尾气排放方面降低。前一段时间我们收购了化学建材，这些都是更接近我们的客户，更接近我们的工业。最近我们在特性产品也重新来整合我们的一些产品部门，非常针对性造纸行业，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希望通过我们一些更环保的技术，能够参与在今天的竞争非常恶劣的造纸的行业。我们成立的护理化学品，包含很多，有化妆品，个人护理，日用护理，使巴斯夫从原来比较上游的形态更接近我们的客户，更接近我们的产业。比如说我们过去生产的一个产品，过去他是一般用于尿布的化学品，吸水力很强，过去用的产品，我们不懂得尿布客户的要求，现在我们按照保健来处理，在重整的过程中，一个是为了我们整合并购，二是让我们的产品更贴近客户。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考虑到效益，去年年底也在参加一些论坛的同时，我们在那个时候参加一个化学协会的论坛，我们谈了一整天，整个金融危机，结果我们看到问题不在于，因为我们不是银行贷款那种产业，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当时我们所讨论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经营，好好的经营，包括我们怎么样处理，尤其是去年，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油140几块一桶跌到现在的40几块，去年基本上每一周可能你的化学品的价格，原材料的价格每一周都掉一、两成，在这段时间我们是率先带头，马上要减产。因为生产的过程中，包括你的原材料运输到生产一般是30天，整个产品的价格已经掉很多，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是首先带头，要把工厂关掉，停产。同时我们也考虑到整个生产资金的流动非常重要，我们对客户，考虑到所有客户的应收帐款问题，以及面对财务的管理，生产基地怎么样去优化，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现在更多的标准化。今天谈到很多公司外包，把一些基础的工具外包到另外一家公司，我们也有这样做，但是外包的过程我们是外包到自己的一个外包中心，不单是一个外包的问题，而是怎么把它更制度化，有效率化，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在经济不景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更多的注意这些问题。
包括人力资源，今年我们在各个职能范畴的招聘，我们相信这个市场相对来说会静下来，但是我们没有停止对大学生的招聘，今年招聘的大学生比去年增加一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对员工的培训是不停的。当然我们在业务的部分，怎么样考虑到新兴的市场，这个新兴市场包括全球的定位，包括在中国一些新兴的市场，包括中西部。对我们行业的管理，客户的管理，刚才也提到了，当然另外就是我们追求卓越的同时，我们创新，创新是整个企业的一个生命线。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把我们的创新接近全球的挑战。回到全球的挑战，刚才说到气侯的保护，我们先考虑到我们的生产原材料以及产品的应用，它在生产的过程中，无论怎么样一个化学品肯定会有一些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调查发现，而且这个调查是跟外界的专家一起在做，我们的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如果按照我们的解决方案来应用我们的产品，它可以省掉我们在应用产品的排放达到3倍那么多。所以我们很相信，我们要面对全球的挑战，包括气侯保护的时候，不单是看一个产品它的生产过程可能会排放多少的二氧化碳，但是同时我们希望，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产品应用的过程，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能对我们人类，对我们排放二氧化碳所产生的作用。
当然有很多包括其他的能源以及资源的应用，在我们工厂完全按照循环经济，综合利用能源以及资源，同时我们在研发方面，也在不断的希望我们能够对未来有一个贡献，包括我们有一个案例，就是能够把这些太阳能电池做到那么薄，那么小，这样以后也许我们手机在充电，基本上也不需要回到电网去充电。同时各种有机化工的二极管也能省了发电的能量。同时在建筑行业，不仅是应用到化学对建筑的贡献，对建筑的建材加强保温的理念，能够让房屋更环保，更节能。在这里我们有各种各样新的创新，包括各种化学品，能够在建材里面发挥同时吸收热能，适当的时候释放热能，让我们的建筑能够冬暖夏凉。目前也考虑到更巩固的一些混凝土里面所用的添加剂，这些也是化学领域所贡献的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健康与营养的产品，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巴斯夫也是一家生产维生素和胡萝卜素最大的一家公司，这些产品都可以帮助我们健康营养。现在我们也有一些研发，希望能够达到将来我们的一些农作物能够跨气侯，缺水或者水灾的时候，农作物都能够生产，这些都是化学所做出的贡献，也包含我们把适当的杀虫剂涂在蚊帐上来有效的抵御蚊虫。
在交通运输以及通信部分，刚刚也说了，交通运输有，包括研发的燃料电池来推动电池汽车，包括对现有发动机所产生的排放，增加催化剂转让器来减少排放，都是我们化工行业能做到的。
当然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创新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巴斯夫所生产的，你会觉得这样的话，你能带走什么，但是我们现在的研发以及理念，是我们生产这个原材料，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寻找合作伙伴，因为大部分，最终的产品不是我们公司所生产的，我们是生产这个原材料，我们提供这样的应用理念、思路以及科技。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本地的客户，本地的企业能够跟我们一起有这样的长期发展思路，跟我们共同在这里去研发，造福我们在本地的市场。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在巴斯夫四个战略里面已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我们的一个重要战略，我们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呢？很简单，我们说自己要把自己的责任做好，作为化工公司，常常有很多误解，说你们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排放，你们自己的安全等等，其实我们在这里不断的追求，把最好的经验带到中国来。同时我们也希望带动化工行业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最后是我们推动，不止是化工产业，我们推动产业链来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的说明，但是我们不断的推动责任关怀，这是化工行业自发自律的行为，所有的责任关怀准则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不止是自己做好，而且也带动化工在中国的行业一起去推动责任关怀。我们很高兴，去年年底工信部第一次作为政府部门，在它的发展方向以及它的网站中也把责任关怀列为他们发展的一个重点。一些我们怎么样去落实责任关怀，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
另外我们带动行业做好企业社会责任，也包括我们巴斯夫公司，目前作为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在中国的主席单位，我们去年带动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24家跨国公司，5月29号在北京做一个北京宣言。我们希望对所有的公众，对我们的媒体，关注我们的人共同宣誓，我们落实责任关怀，而且在中国推动责任关怀，我们希望未来能把我们经营的手法，我们的信息更公开，更多公众以及媒体共同去参与，共同去关注我们这个行业，怎么样能够减少我们的排污，减少我们的事故，但是不仅是这样子，同时带动行业做得更好，全世界最好的一些做法带到中国来。同时我们在供应链上推动，与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创意推动一个1＋3企业社会责任的项目，通过大型企业，通过会员单位大型企业，通过我们的供应链希望能够带动我们的供应商，我们的客户共同把企业社会责任做好。这样的一种模式能够辐射到更多在我们领域以外的一些供应链，在今天金融危机的环境下，我们很高兴的跟大家说，两年前开始我们的客户关系，供应商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怎么样去面对金融危机，我们都是共同有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所以通过这样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觉得能够帮助我们发展业务。以下就是一些图片，可以说也是非常创新的一种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最终也得到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高度的认可我们这样的行为，这样一个项目，而且作为全球最佳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案例来分享。同时我们也跟商务部《WTO经济导刊》，按照这个不断带动行业的思维举办的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2007年颁奖给了60家企业，今年也会以2008年的参与，同时也会举办第二届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榜。
最后，提到了很多案例，但是我的结论很简单，按照黄教授今天也说了，我们做那么多的事情，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在中国能够持续的发展。一个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我们就是一个中国的企业，你现在去问所有的员工，我们都认为我们是一个中国的企业，所以我们跟所有的中国企业，跟所有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都一样，我们都希望在发展的同时，能够让我们的所在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共赢，这是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下去。
第二个，我们同时作为外商公司，作为跨国公司也坚决反对所有的保护主义，我们认为发展的同时，我们一定引入市场经济，这样才是针对目前金融危机，以及我们长期发展最好的模式，谢谢大家！
周为民：谢谢关志华先生所介绍的巴斯夫在全球战略和全球责任方面很好的经验，现在有请刘凤鸣先生发表演讲，刘先生是微软全球副总法律顾问兼微软大中华区总法律顾问、副总裁，欢迎！
刘凤鸣(微软公司已经确认该部分速记内容)：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这样，一个方面讲讲我对经济危机的理解，另外一方面讲讲我们怎么看待目前的金融危机对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提供的机遇，所以我的题目用了这样几个字“重启经济 加速创新”。
[第一部分，目前的经济形势]
古人讲究“审时度势“，是非常有道理。做每一件事我们都要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可能面临的风险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和清醒的认识。我不是经济学家，但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我们必须关注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
源于华尔街的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金融体系的崩溃。 其危害也迅速波及到传统制造业、汽车、能源甚至是零售和旅游等多个行业的实体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它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放缓和市场需求紧缩——中国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沿海地区一些外贸、加工型企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
微软所在的IT产业也明显感受到了“寒意”。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渡过难关，许多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和业务的调整。微软也积极采取举措，利用先进的IT技术来节约企业运营成本，以求“少花钱多办事”——比如，我们借助“虚拟化”技术有效提升了IT系统的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了维护成本和能耗。微软中国研发集团通过应用虚拟化解决方案节省了900多万元的硬件购置费用，同时每年还能节省近千万元的电费。我们还利用业界领先的“统一沟通”技术融合了多种通信方式，它可以让身处异地的微软员工随时随地实现了像“面对面”一样顺畅地交流和无缝的协作，从而大幅降低员工的差旅成本。
我们正在将这些成功经验与我们的客户分享。在中国，中国石油(10.56,-0.16,-1.49%)、上海电信、北京电视台、博时基金、TCL、华素制药等许多企业都已采用了微软的解决方案，在大幅节省日常开支的同时，确保了企业能够在经济低迷时期保持稳定的发展。我们希望能为更多国内企业就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节支增效出谋划策。
[第二部分创新对重启经济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们通常会欢迎有利于成本控制的技术和措施，但同时也不能忽略了技术创新。 事实上，在任何经济环境下，创新都是创造机遇和取得成功的基石。持续追求创新的公司在经济萧条时期会比其他公司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当经济复苏时，他们能够比其他企业获得更快速的发展。如果回顾过去20年，我们看到有三个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技术创新、全球化和资本运作。但此次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不能过度依靠举债来刺激经济发展，同时让我们对全球化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但技术创新是推动发展永恒的主题。
过去20多年来，电脑和互联网、手机和移动通信网络方面的创新，不仅催生出规模空前的信息和通信产业，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还有效带动了工业、农业、公共服务业等各传统行业的发展和增值。
今天，一台智能手机的运算能力已经超过了10年前的电脑。随着终端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不断深化，未来，“将电脑放在钱包里”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同时，还有许多技术难题等待我们去攻破。比如我们经常提到“三屏融合”。三屏是指电视屏、PC屏和手机屏。微软不仅要“提高计算机的普及率”，还将打通各种终端、平台与网络，如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广播电视网之间的壁垒，让数据和各种计算资源无处不在、触手可及。再如，更自然的人机界面，像语音和触摸控制——过去两年来，用户已经从一些采用Windows Mobile系统的手机上体验到触控的便利，而在今年秋季发布的Windows 7中，触控技术还会首次登陆PC操作系统，给人们的使用带来极大的方便。
今天我们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享受互联网提供的丰富的咨询和强大的计算能力，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怎样才能帮助用户跨越所有这些不同的设备，获得一致的、无缝的、自然的体验，并让所有的数据和应用在后台完成同步？我们需要一种机制、一种桥梁，能够将各种设备通过网络和软件连接在一起，从而构建出真正的全天候、全方位、跨平台的无缝体验。总之，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
微软的愿景和目标是——整合最强大的软件和实时更新的互联网服务，为客户创造跨设备、跨平台的体验。也就是说，微软将以“软件+服务”的模式来推动变革和主导变革。在这一背景下，IT技术在选择性、适应性和功能性方面都将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传统的软件产业仍然会继续存在和发展，新的互联网服务也会不断走向茁壮——这也就是微软首席架构师雷·奥齐先生(Ray Ozzie)提出的，“拥抱两个世界”的全面服务战略。
所有这些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都可能催生出新的产业，构建出新的生态圈，孵化出新的商业模式，从而为经济的复兴创造机遇。微软公司始终对创新给予高度重视。 我们连续多年把年收入的15%投入到研发和创新之中。即便在当前严峻的经济环境下，微软仍然投资90亿美元用于基础研究、技术孵化和产品开发。微软对创新的投入在业界是首屈一指的。
[第三部分 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人才战略] 今天，在改革开放事业进入第二个30年之际，政府又提出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战略，以及以创新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加速各行各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发展思路。创新已成为中国的国策，信息技术已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
我相信很多跨国企业都像微软一样愿意更多地参与到自主创新之中. 跨国企业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不断走向全球化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采取的各项鼓励跨国公司在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继续营造鼓励创新的政策和舆论环境，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没有创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正是鼓励企业创新的先决条件，进一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无疑将会帮助企业提前战胜危机，走出低谷。
另外，我们希望政府和全社会重视教育，加大投入力度，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微软有一个公式：IT=IP(Intellectual properties)+IQ(Talents)，IP是知识产权，而IQ就是有聪明才智的人才。在知识经济社会的今天，充足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储备是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所以在任何时候，无论经济处在繁荣时期还是低迷时期，我们都重视教育和人才培训。多年来，微软和政府一道为提高教育水平，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做了很多切实的努力。
微软与教育部携手开展的“长城计划”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微软和10所高校成立联合实验室，共同探讨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并联合发表数百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微软的创新研究基金资助了上百个研究项目；微软还拿出专项奖学金鼓励那些学有所成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已有3000多名学生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
此外，微软与发展改革委和工信部合作，培训了3万多名软件工程师、软件架构师， 并在13个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和软件出口基地，不断加大对软件外包和项目管理等实用软件人才的培训力度。到2011年，微软还将继续协助中国培养一大批高端软件人才，培训人数将超过8万人。
同时，微软还深入各地大学和软件园开展技术、技能培训。仅2008财年，培训人数就超过2万3千人，为本地创新注入新鲜血液。
有了日益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迅速增长的创新人才做保障，又身处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创新并深刻挖掘商业机会，我们会平安渡过眼前的经济动荡，迎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个春天。微软对中国的信心不会改变，对中国IT产业的支持不会改变，“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不会改变。我们相信，中国的明天会更美好。谢谢大家！
周为民：现在我们请诺维信中国总裁柯铭先生发表演讲！
柯铭：各位政府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今天早上我准备简单的谈一谈我们的公司诺维信，同时我们也介绍一下在现在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采取的举措，我想感谢此次论坛的组织方，感谢你们邀请我来参加，尤其感谢王教授。今天早上大家也都听到商务部副部长，包括苗部长都谈论了新行业，新产业的重要性，如果看一看今天的话题，就是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的话，大家就能认识到，其实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危机并不是非常普遍的，而我们今天的企业是认为能在这次危机下存活下来并且得到更好发展的企业。
简单谈一谈诺维信公司，诺维信是一个深化的企业，也是知名的企业，我们在不同的行业，包括食品在生物质能以及能源都有涉及，今天我们探讨一个生物燃料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方案，对于我们和我们社会的发展都将有很大的贡献。诺维信已经在生化领域，技术领域是一个领先的企业，我们在研发方面投入非常巨大，将我们所有营业额的14%都投入到了研发。现在我们也在不断的扩大在中国的研发中心的规模，对于诺维信来说，中国大概占到了我们公司全球产能的25－30%。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诺维信遇到的挑战是气侯变化以及全球化的现状。大家都知道全球人口在过去一段时间增长非常快，在中国和印度人口的增长对他们资源的需求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家也都知道，石油的储备总有一天会用完的，因此我们现在需要一些新的能源来供我们不断上升的交通工具，数量不断增长的交通工具的需求。所以在资源使用方面，以及包括社会发展方面存在一定比例的关系。我们同时也知道，中国他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即使在现在这个阶段，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增长还是得以持续。所以我们希望中国对于能源和燃料的需求能够逐渐的减少，依赖会减少，需求还会增长。
现在我们看看生物乙醇这个技术，这可能被认为是未来能源解决方案之一，这张图表可以看到，生物乙醇是在最中间的，从IBM和BASF都讨论了这方面的重要性，当我们研究生物乙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持续性是它最关键的一点，通过这个也对各个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运用生物乙醇，如果让我们的经济依赖于生物乙醇的话，这个社会就能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它的生产将不再依赖于石油，因此它的生产将更加可持续，之后我还会回来再讲这个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讨论改善能源安全问题，通过生物乙醇的使用，我们就能够减少在交通运输部门石油的消耗，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对于中国来说，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将是非常重要的。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通过生物乙醇的使用，也可以大大的减少交通部门对于温室气体的排放，因为大家都知道，交通运输是温室气体排放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如果运用生物乙醇的话，就能减少交通部门将近90%的温室气体排放，而现在交通部门恰恰是温室气体主要的排放者。同时当我们讨论一个生物乙醇基础社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更多新的发展领域，所有这些能够使得我们改变我们的经济，包括在中国和国外的农业领域的发展。
看一看资源，交通是资源消耗最大的一个部门之一，我们认为汽车在市场上的销售不断增长当然也会使得我们对石油的需求不断的增长。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对石油的依赖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寻找一些新的能源。如果说我们看看全世界最大的三个国家，美国他的石油依存度达到了60%，中国是50%，欧盟是80%，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已经开始对能源的依赖从石油上转移到其他的新能源。这样的话，这些新能源对于增长将会有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如果说我们再看一看，在这儿目前生物的燃料已经占到了有一些国家15%的领域，但是在中国欧盟这些国家，对于生物燃料的使用却不到10%，即使在现在这样的经济困境当中，我们仍然有一些机会来做一些有助于我们经济持续发展的事情。我们之前讨论了汽车的排放，其实二氧化碳排放绝大多数是由于石油，或者说相关这些燃料的燃烧，如果使用生物质燃料可以将二氧化碳的排放大大的减少。使用这些新的技术，可能将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90%，生物乙醇到底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吗？其实这并不是很新鲜的事物了，在20世纪的时候，当时石油相对比较便宜，人们对于生物乙醇的关注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在过去的五年当中，生物乙醇行业却重新得以焕发它的生命，甚至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它的增长甚至达到了60%，在美国和中国都是如此，生物乙醇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最早这一代生物乙醇主要是靠玉米这些作物，第二代生物乙醇是从一些废弃物当中所提取出来的，比如说居民家庭的日常垃圾，农业的，包括市政的一些垃圾，将这些垃圾转换成为生物乙醇，再用到汽车，卡车上，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实现第二代生物乙醇的话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这些原料当中来进行提取。比如说有一些植物，或者纤维素，他们的废料当中可以提取出乙醇。根据我们在中国的研发，在欧盟，在美国的研发结果，我们明年将我们的技术进行真正的商业化，所以说到这方面未来的潜力，它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保护环境，使得经济进一步发展，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它已经创造了一百万的就业机会，在中国我们也看到类似的情况。政府在中国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呢？中国政府一直都鼓励使用第一代的，以及包括第一代之后的生物乙醇技术，而在未来，我们也能看到，生物乙醇不再是用粮食作物作为原材料，而是用废弃物作为原材料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认为生物燃料其实到底是否要使用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而是应该如何可持续的使用这样一些燃料。所以我们共同来做这个事情。 对于IBM，BASF来说，以及我们来说，我们都应该共同携手来做这个工作，尤其是第二代生物乙醇，它的使用能使得我们将粮食和气侯变化之间实现一个很好的平衡，同时也能够可持续的维护农业的耕地，同时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加绿色和环保。说到土地，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该怎么样保护土地，怎么样对土地的影响减少到最小，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完全可能的，只有1%的可耕地现在是被用在作为生产生物乙醇原料的，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比例减得更少，甚至使用一些沙漠废弃的土地作为生物乙醇原料种植的土地。
如果我们再回过来看看，我们到底该做哪些事情呢，首先总的来说，我们是政策的制定者，在生物燃料这个行业，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必须要确保所有的这些生物质能的作物都是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进行发展的，我们之前讨论了第一代的技术，现在我们又讨论第二代技术，第二代技术可以减少90%温室气体排放。在美国的新政府，奥巴马政府，他也是非常坚定的支持新燃料的使用，因此我们认为布什政府当时提出的一些决策现在已经在奥巴马政府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因此我们需要让这些企业，包括政府在生产生物燃料的时候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来做这个事情。
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认为在现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有一些行业将会继续实现非常快速的发展，这些行业即使我们在危机当中，还需要更好的发展，我们必须要了解如何把这些不利的影响减到最小。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认为生物燃料应该说是我们所应该迈出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出之后，我们将逐渐的进入到生物燃料所支持的社会。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希望跟大家共同来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更加不依赖于石油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它的交通部门以最少限度的来排放二氧化碳，技术又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的社会。谢谢！
周为民：谢谢柯铭总裁的演讲！现在我要向大家报告的是原定在开幕式上做演讲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郑新立因为公务，开幕式的时候没有来，现在他专程赶过来，现在我们欢迎郑新立主任发表演讲！
郑新立：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在全球经济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我们召开这次以新机遇，新挑战为主题的研讨会，探讨如何尽快的走出危机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借这个机会，我想讲三件事，第一，跨国公司在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中具有重要作用，当前这场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这就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要进行新的重组。根据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和预测，走出这次危机的影响，一个最具重要的途径可能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相结合，带动全球资源的重组和要素的流动，最终能够带领全球走出这次危机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加快发展的进程中，他们带来的巨大需求需要跟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结合起来才能变成现实的需求，这就需要跨国公司进一步的通过我们创造性的经营活动，把我们的技术，我们的资金投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拉动新的需求，既使跨国公司在这次危机中得到新的发展，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给予支持，加快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第二个观点，中国从目前来看，仍然是全球最稳定，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金融体系受的损失比较小，目前我们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受的影响最大的就是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萎缩，使我们出口增长受阻，1月份我们的出口增长跟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7.5%，这是非常严峻的形势。但是我们国家已经出台了扩大内需的一个十项举措，两年时间用四万亿政府主导投资来弥补出口增速下降的影响，拉动经济增长。今年两万亿投资绝大部分已经下达到项目，如果一月份还不能够见到明显的效果，中央政府会根据经济运行的情况进一步加大扩大内需的力度，因为我们的赤字率比较低，现在不到3%，我们的债务率也比较低，不到20%，一个是政府有钱，二是有项目，大力的基础设施过去没有得到批准，现在正好机会来了，如果一季度经济还没有回暖，在政府主导投资拉动的力度还不够，我们会看情况再进一步加大政府主导投资，投资的力度拉动经济增长。我预计今年二季度会回暖，三季度经济增长将会回到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全年实现8%GDP增长目标是完全有条件的，有可能的。
中国新一轮扩大内需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也给跨国公司来这儿投资提供了机遇，这一次扩大内需的投资包括保障性住房，包括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节能减排等技术改造，还包括自主创新的重大项目，以及医疗保险，教育等方面的项目。所以在这方面，在这些领域都有大量的投资机会，为外商到我国投资进一步创造一个更加完善，更加稳定的投资环境。所以我们欢迎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
第三个事，我在这里宣布一个消息，经国务院批准，总理亲自批示同意，最近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由原副总理曾培炎先生出任理事长，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和交流，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办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咨询服务。今年我们很快就要召开一些研讨会，活动很快会开展起来，中心成立以后跟在座的这些企业，重视经济研究的专家将要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把这个中心办好，谢谢！
周为民：感谢郑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政府的重大走向和重大举措方面的信息，现在我们请汇源集团朱新礼董事长演讲！
朱新礼：刚才听了郑新立主任的讲话很振奋，也很高兴，我在下面就在想，主持人说时间危机了，我想前面都是四个大跨国公司，声名显赫，我跟他们比是小不点，我尽可能不让大家挨饿，最主要的是没有喝果汁。
上午听各位领导讲的时候就提到了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周王岐山也在广东说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的总书记去年也讲过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前不久美国宣布了使用本土的产品，美国发展二百年，特别是近几十年文化繁荣，经济繁荣，就是他的开放和包容，现在他们国内出现这个声音，我预感也许是走向衰败的开始。因为他们缺乏自信，缺乏了眼见，现在中国崛起了，就是显示了一个大国的自信，大国的远见，大国的开放胸怀，开放才能发展。汇源我简单谈一下体会，我们17年来的发展，这个月刚刚进入第18年，就是走了一个国际化的道路，首先是产品市场的国际化，第二是人才的国际化，第三是资本的国际化。虽然现在发展的还微不足道，还很小，我现在还处于风口浪尖上，也受到了很多批评。2月10号，正月十六我正在河北承德北部的山区考察山楂基地，再过十公里就到内蒙去了，正好一个电话响了，我很少带手机，从来不接不熟悉人的电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个电话接起来了，是王志乐研究员的电话，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手机号的，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是王志乐，我说你好你好，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我看过他很多的文章，是一个很明白的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他邀请我来参加这次论坛，我也是盛情难却，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还在犹豫讲还是不讲，很多人说了你要是再讲多了，商务部更难批了。和可口可乐的并购，这就是一个重组，一个企业家，你必须不断的进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三、五年要大组合一次，一、两年小组合一次，这是使命，生产要素，什么是生产要素，就是土地、厂房、技术、设备、人才、品牌、网络，就是这些，还有资源。为什么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组合，实际上我们也是到国外去进行组合，各取所长，扬长避短，这就是这一次我们的合作。可口可乐缺的是什么呢？他来做果汁，我做了17年，中国人到现在一年365天平均喝果汁还不到一公升，我做过一个调查，一个会议二百多人，今天早上哪一位喝了一杯果汁，竟然没有一个人举手，我很失望，半天有一个举手了，他说我喝果汁了，昨天晚上喝酒喝多了，今天早上吃不进去，胃不舒服，喝了一杯番茄汁，这我也很高兴，喝果汁要养成习惯。纯果汁中国人均真正来说还不到一公升，果汁这个行业还没开始呢，还垄断，垄断什么。还有人说怕垄断到上游去，水果将近两亿吨了，多少果农卖果难，要真正垄断到果农那里去果农就幸福了，所以这个也不成立。
汇源1992年成立就是出口果汁，首先出口到欧洲去，德国、瑞士，第一个五百万美元的定单我是从瑞士拿过来的，以后又出口到美国、日本，中国没有人做果汁，中国二、三十年以前没有人喝果汁的，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做果汁。08年中国的果汁总产量已经超过了六千万吨，是1980年的210倍，如果没有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中国饮料很难发展到现在的这种繁荣状态，你到超市去看，各种饮料琳琅满目，太多太多了。真是因为开放，消费者才有了更多的选择，如果没有开放，没有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进来，我们的饮料可能还是香精水，糖精水勾兑的那种产品。2000年我到北朝鲜的时候去看，我很惊叹，那儿有可口可乐，北朝鲜的保护是很厉害的，可口可乐的全球总裁跟我讲，他下周要到上海去参加一个中国办公大楼的落成典礼。这一次合作也是可口可乐百年历史上本土以外最大的一次投资，显示了对中国的信任和信心。作为汇源来讲，引进这么一个全球第一名的品牌做果汁，推动果汁行业的发展，对亿万果农是有好处的，是有利益的。我们没有人关注到这么多的果农卖果难。去年11月份，总理有一个批示，工信部，说陕西农民在砍果树，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这后边就是中国几十家，上百家做浓缩苹果汁的工厂，因为去年经济下滑，国外采购定单全部减少，我们近百万吨的苹果汁出不去，因为它完全百分之百依赖出口，工厂不开工，农民就砍树，总理就批示。中国的果汁行业能合到人均五公升，十公升，能解决两千万吨水果的工业加工，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汇源自己做，没有可口可乐品牌这么大的能力和在品质控制上的控制力，但是汇源它有优势，什么优势？前一段时间黑龙江那里百万亩的南瓜，老百姓就要南瓜子，所有的南瓜都扔掉，不但污染环境，更是资源的浪费，他们的县长已经来了十几次了，我说你等一等，等商务部批了，我有钱了，把你百万吨的农民扔掉的南瓜给你加工起来。还有甘肃，我在两年以前去考察过，那个地方非常旱，几个月不下雨，农民为了保墒，地里放上石头，石头是保持水分，保墒的，石头缝里长出一种瓜，那里的农民也是把籽拿出来卖，把瓜扔掉。这些瓜，这些水果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很多很多地方都是卖果难，只有做大果汁行业才能对农民有益。可口可乐不善于做加工南瓜，加工山楂，他不适合，也不善于，他也不了解在中国哪个地方种什么水果最好，他也没有这个耐心，他擅长做品牌，做网络，做品质的控制，我擅长跟农村、农民、农业打交道，而且还有情节。我92年下海的时候，从我们县外经委副主任下海，就是有一个水果的情结和农民的情结，那时候我的出口主要是到欧洲，如果没有国际化，也没有我的今天，是开放成就了汇源，是国际化发展壮大了汇源，我们的人才国际化那就是93年，我聘请的德国的高级工程师，在我这儿工作了两年，现在我每年到德国去看他，他就是我的招牌，他一做我的产品就卖遍了欧洲、美国。93年我给他发工资是发美元，他每个月的美元是全厂全体工人的一年工资，我借遍所有朋友的美元，真是不好意思借了，但是还要给他借。当然我们现在好了，我们的战略副总裁是美国人，财务总监是澳大利亚人，品牌副总裁是台湾人，这也是一个国际化。
从93年到现在，我们的人才就是国际化了，资本国际化大家都知道了，2007年我们在香港上市，上市当天66%的股票增长，现在我们的股民都赚钱了，这个听着是好消息，股票现在在香港五倍到十倍，我们的市赢率是50倍，对可口可乐的压力也很大，他的董事会在2008年7月份跟我们谈，8月份定下来的时候，雷曼兄弟还没倒台，金融危机还没出现，现在金融危机出现了，我也试过可口可乐，我说你们动摇了，他说我们不动摇，但是我们压力很大，董事会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了。
总的来说，我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未来，开放，汇源的未来会更好，现在我们有20多个工厂，沂蒙山区第一个工厂，第一次引进20多个德国技术人员的时候，那个小县城从来没见过德国人，不断的发展到今天。同时我们这次跟可口可乐合作，只是我上市公司的一部分，和我集团比，它只是一部分，就是一个果汁外装和销售，整个上游，水果的基地，20多个工厂是不在这次合作之内的，我把我的资金，精力向上游转化。我想明年这个论坛我可能会放开的讲，多给我留一点时间，今天为了不耽误大家，我就讲这些，谢谢！
周为民：谢谢汇源朱新礼董事长的演讲，在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不再多说了，一个是祝汇源的国际合作重组的目标早日实现，另外感谢今天上午总裁论坛演讲嘉宾，感谢在座的各位来宾，谢谢大家！
王倩：现在开始下午的主题论坛。下面进行第一场主题论坛，有请这场主题论坛的主持人陈全生，有请嘉宾上台，请大家欢迎！
陈全生：大家下午好！这场主持由我来做，我跟台上坐的诸位嘉宾也是刚刚认识，所以第一件事，请各位嘉宾逐一的介绍自己。
于培伟：我是于培伟，是商务部的。
何曼青：我叫何曼青，是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负责人。
刘瑞旗：我叫刘瑞旗，来自恒源祥有限公司，当然我因为自己公司的活不太干，都在社会上混，干些什么呢？我现在是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席，中国家用纺织品协会的副理事长，曾经还是中国毛纺行业协会会长，我自己也没读过很多书，最高的文凭是中专毕业，但是我还带过研究生，介绍完毕，谢谢。
胡晓明：我叫胡晓明，来自新奥集团。
陈实：我叫陈实，通用汽车中国副总裁，分管企业社会责任。
王彤：我叫王彤，我是中国三星分管技术的副总裁。
陈全生：我们台上坐的嘉宾包括我在内有政府官员，有研究机构，有中国的企业家，老总，也有国外在中国设立公司的老总，下面我们讨论的题目主要是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应该有哪些对策，它的战略怎么进行调整，还有包括他的企业社会责任。我说了几个题目，几个问题，我也想把这几个问题给几位嘉宾。一个是经济危机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和全球责任带来什么影响？第二是跨国公司如何协调全球化战略思维和本土化决策？第三是经济危机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全球责任是否变化？第四个是政府部门如何鼓励跨国公司应对经济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节一个多小时，每一位嘉宾6分钟的发言。
于培伟：很高兴参加一年一度的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组织的跨国公司论坛，每年开一次论坛，今年的论坛有特别的意义，现在正是全球面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如何更好的应对经济危机，跨国公司应该说承担着特殊的责任。跨国公司面临着特殊的发展机遇，同时承担着特殊的责任。我们都知道跨国公司特别大，历史长，掌握的技术相对来说是领先的，因此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全球怎样尽快的走出金融危机起着龙头作用，带动作用，还是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同时在讲企业之间怎么能够抱团儿过冬，跨国公司也承担着特殊责任，怎么能够跟中小企业，产业分工上，产业链的分工上，怎么开始更紧密的合作，跨国公司正常的运转是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面临特殊的机遇，我想大家都很困难，跨国公司的一个特点是大，这个大可以调动的资源多，还有一个，跨国公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先，先于别人进入市场，先于别人开发了技术，因此应该来说应对危机，危机终将过去，过去以后获得更大发展首先还是靠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同时我还想了，跨国公司面临特殊的压力，跨国公司的触角很多，链条很长，需要运行的资源很多，包括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信心的情况下，链条很容易断裂，这也给跨国公司带来特殊的困难，因此我认为跨国公司应该抓住危机当中的机遇，变压力为动力，拉动中国的经济，拉动全国的经济尽快走出危机，迎接新的春天的到来，谢谢！
何曼青：我想就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跨国公司社会责任谈三点看法，第一是理解跨国公司全球责任是什么？我个人理解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它与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是不同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概念更为宽泛，复杂，一个是跨国公司战略的社会责任，二是在东道国的社会责任，三是在国际社会的社会责任。第二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一点是不变的，跨国公司自始至终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点是永恒的，无论是在经济繁荣发展时期，还是遇到困难或者是楚歌的时期，要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不同的跨国公司，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渠道，形势又是不同的。
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金融危机不断扩展、蔓延、加深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到底应该如何来承担社会责任呢？我个人是这么理解，要因企业，因行业而异，我把它归为三类，第一类，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比较大的跨国公司来说，它应该承担受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大的跨国公司，仍然应该承担责任，起码是最基本的法律责任，应该合法撤资，不应该恶意潜逃，不应该单方面的终止合作合同，拖欠员工工资等等，这样的公司应该要遵循基本的法律诚信责任。对于第二类，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下，企业的经营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还可以经营下去，对于这一类跨国公司来说，它的企业社会责任，我认为可能凸显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员工责任，虽然可以降薪，但是最好不要裁员，要给员工提供一些新的培训机会。第二是价值，创造责任，金融危机是危也是机，怎么样扭转企业业绩下滑的趋势，应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发达国家来说，可能在环保，新能源，绿色经济这方面还有很多新的机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基础设施这一块儿，在教育，在环保，社报等等方面还有很多新的发展机遇。对于这一类跨国公司来说，应该要寻找创造创造新价值的责任。第三类，受金融危机冲击很小，企业依然比较健壮这一类跨国公司来说，他们承担社会责任的范围、内容和渠道选择的余地大得多，作用也就大得多，可以根据母国、东道国和国际社会在当前特定形势下的要求做一些配合，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说上午王志乐主任提到的保增长，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在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兼并重组，促进就业提供给员工更多的培训机会，关注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以及在气侯，环保，节能等等可持续发展方面，他们选择的余地和空间是很大的，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企业发展战略酌情进行选择。
刘瑞旗：6分钟时间太少，讲一个问题肯定也讲不清，我就随便说，金融危机开始，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是怎么看的呢？我是从文化的角度看的，它必然是这样的。为什么从文化角度看一定是必然的呢？其实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它的文化价值取向出问题，你们分析企业在金融危机状态下，他的状态怎么样，包括放到大的国家状态下，你再去对他的价值体系，他的价值观进行评估以后你看它是什么主流，问题就是这样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文化使然，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今天的金融危机不金融危机，本身的社会责任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责任，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我刚才讲了，我不务正业的，自己也做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说是研究，就是学习吧，跨国家文化的研究。再往下一点，跨国企业的研究，最终就到了跨地域，这有很大的关系，每个地方文化的形成都跟它的主要五个方面形成的。第一个人当前的文化跟它生长的纬度是有关系的，第二，人的形成跟他所处的地域上的资源优关系，资源分地上、地下还有无形资源。第三人的文化的形成跟他的族性有关系，他是什么民族的，第四，他的文化形成跟他的语言有关系，第五，他的文化习性形成跟他所信仰的宗教有关系的。纵观这五个方面，我们看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在这五个方面排队，去找，他最具备五个方面的，我们能看到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五个方面都是包容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从纬度、资源、族性、语言、宗教五个方面，基本上都含概了，所有的内涵都在这里发挥作用，他们都能共存共荣共享，共同发展，就看他文化的包容性。我们分析到这儿，美国为什么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国家，因为它文化的包容性是全世界，它所特定的环境，使它能够共存，我们有时候不能想象美国能选一个黑人总统出来，所以美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跟这方面有关系。
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我97年自己做课题就研究出来了，就是中国，也具备了这五个方面，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世界一流国家呢？美国他的五个方面是全球化的，中国的五个方面主要是地域化，你要成为全球的一流企业难度就比较大了，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你所形成的文化跟这些有关系，你构成的文化是在别人的记忆当中，这很关键，所以国家在别人的记忆当中记什么，其实你未来就可以得到什么，如果别人没有好的记忆就没有好的东西。我用最简单的我们的研究成果跟大家讲，人们的记忆，我是用制造来讲的，我们可以讲很多，我今天在这里就讲制造。世界消费者对不同国家，对世界主要国家搞制造领域，他们的记忆是什么？并且这些记忆是人们在付钱和不付钱的状态当中，它会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当中，文化建设的时间慢，消失的时间也慢，变化的难度也大。讲制造的时候，物质产品的制造，美国是休闲制造，他不仅仅做大，人们买美国的休闲产品是花钱的，法国是浪漫制造，日本是标准制造，中国是粗制滥造，印度是什么也不造。大家想想付钱的，浪漫制造，法国香水你要付钱，如果说精密制造，德国制造你愿意多付钱的，不一定很高级的。这就是文化，你的习性构成了你的这种能力。同样一辆汽车，大家想一想，挂上奔驰一百万，挂上美国牌子八十万，日子牌子六十万，英国牌子二十万，中国牌子四十万，一定是这样的，你的习性已经构成了，人们记忆当中就排好了，我举的数字不一定很绝对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讲下去，如果大家比较关心，等一下可以多向我提问题。
胡晓明：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参加此次跨国公司的中国论坛，在下午主题论坛四位来自企业的嘉宾当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恒源祥集团和新奥集团都是中国本土的企业，似乎跟全球化不太沾边，金融危机也没有对我们造成直接的影响。通用和三星这两家全球知名的企业，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可能全球其他地方影响大，但是在中国应该是风景这边独好。这么来看的话，是不是全球化反而会出问题呢？借这个机会我就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应对之策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第一点，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单纯的出口导向，难以维系，未来只有深深的扎根于中国本土，并放眼全球的企业，而且是内外兼修的企业才会渡过寒冬。
第二，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单纯依靠消耗资源发展的产业难以维系，他产生的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实际上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只有大力的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可循环的绿色产业才能够渡过寒冬，才能有光辉的未来。
第三，过去单纯的依靠占有和控制上游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的产业难以维系，未来只有发展紧紧贴近终端市场的需求，终端市场服务的产业才能渡过寒冬。
第四点，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单纯的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者在中国发展所谓智力密集型的产业也难以维系，只有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既给大家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又有较高科技含量的智慧密集型产业，才能渡过寒冬，拥有良好的未来。
正是基于这四个判断，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中国的企业想要获得持续的发展，必须进行转型升级。回过头来看全球知名的这些企业，他们早就进行了这种转型升级，由硬变软，由过去的一锤子买卖转向一揽子的服务和全过程的方案。全球化的经营理念，全球化的管理模式，全球化的运作方式以及在全球去整合资源要素，我想这才是中国企业未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这也是未来在全世界打响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服务品牌的关键所在。为此，我觉得中国企业必须有两个要转变思路。第一个就是变过去大而全，小而全的经营思维改为搞核心，其他外包的经营思维，有一份全球CEO调查表明，中国的企业家目前来讲，跟中外企业家对比，中国的企业家大多数还是习惯万事不求人，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中国的企业仍然是全能型的选手，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可能延伸的业务到一个产业链都是，零部件厂都是自己控制，附加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因为企业大了以后，跟原来国企办社会一样的。资源配制也越来越分散，核心能力越来越模糊，到底是干什么的，这样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会造成困难。为此，我觉得我们必须学会瘦身，必须学会将来企业改买为主，改自建为外包，使企业能充分的聚焦核心业务，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第二个，改变原有基于机会成长的战略思维成为一个基于能力成长的战略思维，经历30年的高速成长之后，过去抓住机会推项目的扩张方式已经难以维系，未来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静下心来苦练内功，真正向管理要效益，才能形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这才是国内企业持续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
回过头来看新奥是一家以能源清洁化开发和利用为主业，提升生活品质为已任的民营企业，为了抓住服务业在全球和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机会，充分利用新奥在历经20年，公共事业，能源效率行业积累的丰富的经验，我们利用自己已有的IT基础平台，行业解决方案，以及我们自己的管理团队和人才，从内部逐步到特定行业的外包服务业务，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和全程服务，新奥专门成立了一个商业服务公司，准备跟全球最好的管理服务公司进行战略合作，优势互补，持续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与此同时，新奥其他的事业单元也大力的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和落地，特别是现在正在做的区域能源的整体解决方案，系统能效技术，特别是清洁能源的零排放技术，一系列新的商业理念和技术逐一落地的话，促使新奥由过去单纯的燃气运营商到能源提供商到最终向能源服务商的转变。这个创新和转变不仅给新奥提供了强有力的增长，促使企业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同时更使整个新奥在输出管理，输出人才以及跟同行共享经验和智慧，使整个国内我们的同行，公共事业企业，能源行业同发展，共进步，我想这样一系列的动作，不仅有效的推动了我们企业自身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和落地，更加有效的使企业承担起，真正承担起它的经济责任，环保的责任，社会的责任，我想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
陈实：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这次论坛，跟大家共同讨论一下经济危机下全球战略和全球责任这个遗体，就大环境来讲，美国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对经济实体造成了影响，使全球经济下滑，预计今年的汽车销量是5700万台，而2007年，全球销量在七千多万，减少了1300多万，这对全球的汽车工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今年的2月17号我们向美国财政部提出了最新重组计划，把去年12月递交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张，在公司的盈亏平衡点降低到美国市场1100万到1200万的总体规模，07年美国的市场有1700万，市场大量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做出的振兴计划还是有利的，希望执行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两年之内实现可持续的盈利。
通用汽车的重组计划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强调提供消费者满意、高质量、高性价比、有竞争力、节能环保的产品，另外是拥有更有竞争力的劳动成本，一个百年的公司，将近一百多万名员工。第三持续加大燃油经济性和节能环保方面的投入，另外也研究了破产的方案，如果走破产程序，不但是风险大，成本高，而且时间也长，所以我们向美国政府阐述不会考虑破产方案。通过这项振兴计划，我们有信心能够在强大的国际竞争环境当中持续发展，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地位。
汽车大家都知道，不止给人类带来了交通的便利，它的涉及面广，产业链长，在世界范围内对GDP增长，就业，研发费用，税收和产业链来讲，汽车产业是最大的产业之一，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对汽车振兴计划做出了很迅速的反应，对于小排量的汽车消费，节能减排，新技术开发等等提出了十分确切的一些措施，事实上效果也非常好，今年1月份中国的汽车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达到了11万多，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左右，所以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发展是充满新新的，中国现在5%不到的人拥有车，美国是79%，中国的需求空间还是大的，而且这些需求是刚性的，中国买车的人群当中80%都是第一次买车，其他的国家并不是这样的情况。
经济危机对整个公司的发展来讲也是促进我们产能优化的推动力，通用汽车公司在08年创造了新的销售记录，销售了110万台，09年我们预期业务也会有相当的增长，我们要集中资源，更新旗下的核心产品，在未来两年内，会就雪弗莱，别克这两个车型推出新的车型。另外我们在沈阳的厂也已经落成，所以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新的投资，为了提高产能而满足市场的需求。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最近的计划当中，有一条是刺激农村消费，汽车下乡，1月份通用五菱的产量是八万辆。在扩大在中国价值链当中，我们还在筹备建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汽车厂，便于更好的开发适合于市场的产品，并且我们今年还会从汽车金融服务的发展引入车载电信技术，向客户提供安全信息方面的服务。另外我们在上海可以建造一个十万平方米的中国园区，其中有亚太和中国的总部，还有一个研发中心，已经开始动工。这些事实表明，我们在中国的发展相当有信心，尽管现在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但是中国在汽车方面还是方兴未艾。这一系列措施都说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我们不仅不断的把最先进的技术带给中国的消费者，另外我们还着力于回报社会，通用汽车关爱中国，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也是贯穿于我们日常的运作当中，也是我们公司的责任和使命。
2008年是企业社会责任年，整个社会对企业责任的敏感度增强，身为企业的社会公民，在不平凡的2008年，通用汽车也给自己留下了不平凡的足迹，无论是面对自然灾害，还是给中国带来荣誉的北京奥运会，可持续交通，公共能源等方面我们都做了一些努力。在公司发展的百年历史当中，我们面对了无数的挑战，每一次我们都能成功的克服挑战取得更大的成绩，使公司变得更为强大，我们确信通用汽车会克服目前的挑战，同时也期待通过我们的切实努力，与世界各界的合作，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
王彤：大家下午好，下面我介绍一下三星的情况，三星自92年进入中国，已在中国累计投资72亿美元，现在三星大中华区目前为止有130个据点，员工总人数到1月份超过七万六千人，其中研发人员将近四千名。目前为止三星集团在海外的最大的事业基地就是中国三星。三星自2005年以后把三星中国的名称改为中国三星，中国三星的总裁正式提出在中国建立除韩国三星总部之外在海外的第二个三星，自那时以后，中国三星在投入与产出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增加。从05年到现在，每年都是20%几持续的增长，不管是投入还是产出，最高的时候接近30%。2008年，投资12亿美金，累计投资72亿美金，总销售额超过450亿美金，其中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为330亿美金，而出口额超过200亿美金。三星在中国的投资除了以三星电子为核心的半导体，LCD，通信以外，还有包括三星集团内的金融，还有重工业，一共有大概20多个独立的分公司都在中国设有机构。三星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之外，在中国每年本地采购大概有200多亿美金的本地采购，同时为三星提供产品的下游企业，直接的企业就有五千多，再往下数大概有几万。
2009年对中国三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年，电子、IT、通信等领域都是三星的主力产品，市场的萎缩给中国三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刚才给大家汇报的里面，三星有60%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都是用于出口的，由于欧美市场的萎缩，出口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中国三星的压力2009年是非常大的。
中国三星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曾经把今年的增长率定为22%，刚刚跨过2009年就把它改为15%，这个预测的是否准确，能不能实现都还是未知数，取决于全球经济好转的情况。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仍然是三星海外投资最大国和第二基地，也是三星海外最关注的国家，这个从来没有变也没有动摇过，因此三星集团和中国三星对中国的投入，内部资金极端紧张，极端困难的情况下，2009年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仍然有10亿美金的投入，这是已经确定下来。减少了在全球，包括东南亚地区，继续在中国投。如果2009年再投资10亿美元，在中国的累计投资达到82亿美金，三星也承诺2009年的社会责任，除了我们以往对中国做的社会奉献之外，今年很大的社会责任应该是保持企业的稳定运行，保证中国三星的7.6万名员工不被裁员，这也是09年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重大的一个社会责任。同时中国三星继续加大对研究开发的投入，研究人员在原来不到四千名的基础上，仍然有一千名研究人员的增加，同时为了提高中国三星产品的竞争力，更多的应对欧美市场的萎缩和出口产品的下降，要想提高竞争力，中国三星内部资金要节约。自成立中国三星以来，中国三星内部从上到下已经将自己看成完全的中国企业，除了认真履行企业责任，尊纪守法，也时刻不忘记一个中国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2009年，除了保纳税增长，保职工稳定之外，中国三星成立以来，2005年所有对中国社会的投入，都将继续，并得到进一步的加强。09到10年度，三星资助的希望小学将从现有的45所增加到100所，对白内障患者的医治从现有的两千名增至六千名，对广州亚运会，三星要像对待刚刚过去的北京奥运会一样，一如既往的支持和赞助。特别是对于朴根熙先生提出来的中国三星一直持续做好的，面向帮助贫穷农村的一心一村活动要继续做好，并且要在今年资助的贫困农村的数量有所增加，有所扩大，并且进一步的深入，做完善，做好。
在产品研发方面，我们也要着力研究更适合今年市场需要的中低端产品，特别是对中国政府大力扶植推动的高质量的通信方面的3G产品，TD－SCDMA产品，手机电视产品，我们都将以最积极的态度，向中国市场提供最好的，最多款式的，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中国三星会一直按照做中国人民喜爱的企业，贡献于中国社会的企业的企业宗旨认真做下去，2009年虽然将是相当困难的一年，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内部周密细致的准备，从来都没有放弃希望，更不会失去信心。预祝在座的所有企业都能够一起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早日走出市场的低迷状态，谢谢大家！
陈全生：我觉得最后一位发言应该给予再一次掌声，讲得非常好，都讲完了，我先提问，你们递条子，已经有两个条子了。有几个问题我听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启发，我们没有像以前那种主持人，一个讲完了评述，我觉得重复干什么，大家都听见了，没必要，关键是要提点问题，希望你们能够回答。我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先说第一个，给我们的何主任提的，刚才何主任强调社会责任，我有一个问题，政府部门如何鼓励跨国公司应对经济危机，实现发展，这个题目上也有，光这么一个题目还不行，我们尖锐一点。现在要求企业不要裁员，不要减薪，不要停产，而减薪停产和裁员是世界各国企业应付历次危机的通用法宝，是为了长远发展，是为了生存，就像农民爱护耕牛过冬一样保护企业，保护生产力，只要我们渡过了这一段，我们依然成为世界一流制造大国，我们需要不需要，允许不允许企业裁员，减薪，停产，这是不是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造成矛盾？ 何曼青：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悖论，一方面企业为了应对危机，要裁员，另外一方面政府考虑社会稳定问题，要求企业尽量不要裁员，我是这么认为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企业遇到一点问题，还能过去，可以不要裁员，可以降薪，或者不带薪休假或者其他的办法，暂时不要裁员，为什么呢？中国有句话，特别是在中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员工在企业工作了这么久，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一样有很深厚的感情，如果在危难过去的时候，会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凝聚力，忠诚度。第二点，特别是中高层人员，培养一个人才要很长的时间，最好不要裁，如果企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撑不下去了，就没办法了，就得裁了。这个时候合法的裁员应该保证员工合法的权益，使他的工资足额发放，不要拖欠员工工资，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好不要把员工踢到门外去，把问题推给社会。我给政府也提一点建议，政府要求企业这么做，那么做，政府本身也应该在金融危机当中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就应该为这个企业，为跨国公司渡过难关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加强和中外企业的沟通、联系，知道他们的困难在哪里，他们可以转移生产力，发现很多增长点，发现机遇在哪里，可以坐下来商讨，应该多沟通，多联系，多合作，这才是上上之策。
陈全生：我也补充两句，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知道不知道企业社会责任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指南》的时候，130多个国家大家都同意把企业二字去掉，就是社会责任，而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是企业，社会的各种组织，包括政府组织本身也要履行社会责任。一方面企业承担责任，政府也要承担责任，企业裁员要依法裁员，但是裁员不裁员是企业的事情，这是我的观点。
下面谈第二个问题，给刘总提的，刚才刘总讲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德国的精密制造，日本的标准制造，中国的粗制滥造，印度什么也不造，这是一种说法，人们有这个印象，但是还有另一种事实，就是从英国制造时代转成了美国制造时代的时候，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美国和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制造的初期英国也指责他，然后由美国制造时代变成了日本制造时代，美国人同样指责日本你偷我的东西，你的是低劣的，日本制造时代变成四小龙制造时代的时候又出现同样的问题，四小龙制造时代变成中国制造时代的时候也出现同样的问题，这是不是一般性的规律，是不是前进的过程当中都要从模仿开始，都要这么起步。我想问，对于这样的事情，刘总怎么看，刚开始的时候是摆地摊，现在我们的衬衣有专卖店，在发达国家的柜台上人家的产品下去了，我们的产品摆上了，这是非常巨大的成功，而且我们只有30年的历史，加入WTO才五、六年就做到了这一点。这种状况可能还要继续，因为我们还有两亿多农民，现在目前2.26亿，今后还有两至三亿农民可能劳动密集型，可能这个产品不是高档的，可能还要继续下去，刘总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刘瑞旗：这个问题刚才说了，6分钟时间一个问题都说不完，要展开了讲，我们不能从片面的方向来讲，我们看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刚才我讲的不是指这个问题，是指一个民族，或者讲一个人生活在什么环境下，他培养了，造就了什么能力，一个人一个人加起来，一群人他所构成的这种能力，我指的是这个，我们最擅长的是做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最擅长的，那是肯定不行的。
前两年我问我们公司的竞销商，恒源祥现在决定做香水了，并且是世界最好的研发公司研发的，最好的设计师设计的，产品的品质也是最好的，大家作为消费者你想想，你会不会去买一瓶恒源祥香水呢？不会，这不是我的能力问题，不是我能生产出的最好香水。就像我刚才说汽车，一模一样的事。很简单，今天在座的如果到国外去，帮你的太太，你的夫人，你的朋友买一瓶香水，不管在德国、法国、英国还是在美国，你会买什么香水呢？我相信在座的人95%肯定说我买一瓶法国香水回来，至于这个法国香水是不是法国生产的不管。我讲这个问题并不是从产品生产状态当中，而是指我们这个组织，这个民族最擅长做什么，因为这样你能持久，你有发展空间，如果不擅长的你去做，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我们看这个东西，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世界金融危机是世界的价值观变化了，变化到什么程度了？颠覆了，已经把不正确的价值观做普视的问题，让全世界都来关注，那是不行的。
去年我在北京开一个很高层的论坛，也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国家马上起动要振兴汽车，当时我在会上持反对意见，中国不可以大力发展小汽车工业，中国应该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满足人民生活出行质量是可以的。假设我们学习美国的现代化，三个人有两辆汽车，那中国13亿，将要有9亿辆汽车，那中国是什么样的，我们的能源，我们的所有的东西，整个国家要瘫痪的，我不是说造成的污染。我在马路上随便吐口痰，所有人都对着我，说我不讲卫生，如果我开一辆奔驰600，这个人有钱，有财富，好，为什么呢？你知道一辆汽车排放的废气对大自然造成的污染是一口痰的多少倍，这是价值观出问题了，以这样的导向去做地球要毁灭的。未来企业的生存一定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并且也不能以自身的，一定是能够让绝大多数人能够普遍认同，普遍共享的价值观来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陈全生：下面我提一个问题给新奥的胡总，胡总刚才讲了要进行产业转移，提出来要把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和智慧密集相结合，胡总能不能找到那个点，怎么结合？
胡晓明：陈司长给我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跟中国的实际密切结合的，我们中国既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肯定是全球最大的优势，同时中国又有大量的高科技的智慧型的人员，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应该说这一部分人占的比例将会越来越大，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结合点，本身我们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走向劳动密集型，加上智力密集型相结合。
第二，在现代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必然推动整个产业的结构，包括产业转型升级，就是由过去的传统产业向新的产业进行升级，我想即使回过头来看，几百年以来，每一次经济危机的来临，必然会催生一个新的产业，一个新的增长方式，现在正是好的时候。刚才陈司长我们私下讨论的时候说，奥巴马提出来新能源的政策，我想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更深入的分析它，其实就是因为资源的消耗，单纯的去消耗资源，单纯的靠资本要素推动，大量的消耗石油能源所导致的危机必然发生的。下一轮经济增长必然会走向，资源不能消耗了，环境要保护起来，下一步靠什么，必然是靠劳动力加智慧结合起来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产业，新的技术，包括IT的技术，等等这样一系列的技术，又为这两者结合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第三，刚才大家都在谈中国制造，我认为未来中国必然会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服务，未来中国服务才是我们整个中国的品牌，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发展，服务业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现在中国的企业还都是大而全，小而全，什么都做。未来随着专业化的分工越来越更加深入，企业很多东西都会剥离出来，甚至一个企业的CEO也是可以外包的。德鲁克也说过，这个企业除了核心业务以外的非核心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外包，这样的产业如果发展起来的话，将会吸引大量的就业，产生一些新的增长方式，催生一批新的产业。这种产业的发展必然是依靠智力加上劳动力相结合，谢谢！
陈全生：我补充一个例子，我刚刚之所以提出要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相结合的点，大家都知道中国有比亚迪汽车，原来他是做手机电池的，他是做电池起家的，做完电池变成世界老大了，他觉得电池的市场太小，所以他转到了汽车，为什么他能在电池里打败这么多国际高手，包括松下，诺基亚，他就是把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相结合，金属结构的显微镜一百多万美元，他有，但是他和日本相同雇佣工人，日本厂两千人，他两万四千人，凡是能用手工替代的一律手工，凡是手工替代影响质量的一律自动化。就一件事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他分成九道工序，比如说测试要把电池搁在仪式上测，好的，不好的，国外是机械手，全部是自动化，流水线，每换一次电池就得重新来一遍，停下生产线就要调整节拍，他全部是小姑娘，上千人小姑娘坐在那儿，每人手里拿着电池往里插。如果这次横着插，下次竖着插就完了，这个企业里的人工成本一块钱，国外是五块钱，他一定可以把他打败。要找到这个点，这应该是中国发展很好的一个点，我说这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下面请通用汽车的老总，请问对中国汽车产业振兴计划，您有点什么看法？
陈实：刚才刘先生对汽车行业发表了一些观点，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5年，不说也不太好，说几句，首先汽车这个行业在很多国家都是国民经济拉动的火车头，在美国二战以后，1950年以后的30年，25%的GDP增长来自于汽车行业，在德国，1950年连续40年，50%的GDP增长来自汽车行业。在美国高度发达的国度当中，每七个制造有一个就跟汽车制造有关，最大的研发经费也是来自于汽车行业，汽车行业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通用总裁见温总理的时候，温总理说了改革开放不会改变，关于通用多投一些高科技节能环保的技术，我就想稍微补充一点。
讲到振兴计划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购置税减半，1.6升以下，鼓励消费者往节能小排量汽车走，一、二月份的销售趋势明显的体现出来了。第二，汽车下乡，拨出50亿资金鼓励农用车提前报废，转到小型车。国家对汽车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GDP今年国家提出要增长到8%，汽车行业的增长就要超过10%，根据中国的情况来看，行业大多数领域都还是很有信心的。
陈全生：还有三分钟，我评价一下王总的讲话，他刚才讲的我之所以给他掌声在什么地方呢，他认定了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的地位不会改变，继续往中国投，没有问题，中国政府对这场危机的认识是非常正确的。一是中国政府认为这次危机使得世界发展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但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王岐山副总理刚刚讲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没有变，产业转移的区域也没有变，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方针政策不变，这是第一。第二，中央对经济形势的认识，通过这一次危机看出世界各国政府都会强化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但是市场配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会变，开放不会变，改革的方向不会变，这是中国的一个大势。与此同时还提出，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的话语权会提高，但是发达国家的综合国力，科技领先的地位也没有改变，如何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实力和中国的资源相结合，确实能够证明中国制造业的大国的地位没有改变，只要我们坚持过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这么说？举了几个例子，我最近到南方一带去调查，有的企业加工厂的定单多了，为什么多了？因为全球其他的比如说周边国家，比如说再远一点国家那些厂顶不住了，垮了，倒闭了，所以定单又拿回来了。中国不仅是产品物美价廉，人也是物美价廉，中国的劳动力在全世界找这样价格，这样水平的劳动力是很难找到的，中国长期推行的九年义务教育，中国推行科技创新，推行成人教育，做了大量的教育投入，中国人的素质在提高，我们要看到这一条，我们的素质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素质要高多了，但是价格并不高。这个大局看到了，我们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走出去，而且能够首先走出去。谢谢在座的几位嘉宾，也谢谢大家这么认真的讨论，我们这场到此结束！
王倩：谢谢陈司长，陈司长精彩的主持，精辟的分析和幽默的风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几位演讲嘉宾。中国企业面临着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是不是应该走出去呢？接下来进行这场话题的讨论，首先有请这场讨论的主持人，伊尔姆环境咨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勇先生！有请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宋群女士；美国全国商会大中华区高级主任王杰先生；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先生；北京产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先生；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崔志成先生，有请！
王勇：刚才论坛上提到了，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全球的企业怎么应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比较沉重的，沮丧的消息，我昨天跟亚太地区CEO讨论的B计划，情况到什么样的程度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听到更多的裁员减薪等等，我想现在大家共同的一个观点，我们现在从看西方转到看东方，风景这边更好。台下的有些企业家是比较高兴的时候，因为如果你看外面可能遍布是黄金，而且很便宜，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怎样的机会、机遇，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前两天我澳洲的一个同事给我发来一份清单，中国公司的名字我都不熟悉，他说他们都要到澳洲来投资，大家知道的，就是中铝，五矿收购OZ，湖南的华菱等等，同时我们走出去的同时，面对全世界的媒体，全世界的眼光，可能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形象，面对的一些挑战。
比如说我们关心人权吗？我们的质量是不是可靠？是不是从一个资本家变成了新的殖民主义者等等等等，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同时也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开始我想请宋女士从宏观上给我们谈一下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投资这方面她自己的一些想法。
宋群：各位代表下午好！很高兴来参加这次高峰论坛，我们这一节的主题是关于这场金融危机新形势下企业走出去的机遇和挑战，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这个问题应该说前面序言里面也讲了很多现在出现的问题，但是我想还是从宏观的方面，大的方面来谈一下这一次对于走出去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应该说我们国家“走出去”的战略是上个世纪中后期提出来的，为此国家也制定了很多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一些政策措施，但是从从99年到07年，我们境外投资数量肯定都是在增加，但是境外投资的金额大体上都是维持在100到200亿美元的水平，这是到08年的初步统计，大概翻了一倍，四百多亿美金了。我们不能说是完全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起码还有企业的努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08年以后，境外投资大大增加了？金融危机对于促进企业走出去，加快走出去的一个机遇，应该说给企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金融危机对于促进国际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另外由于这次的金融危机。
这一次金融危机使得国外很多企业缩水，特别是并购投资，做一些有关的投资方面的，价格降低了很多，以前你并购一些银行机构的话，他的要价肯定是非常高的，但是现在来说，很多金融机构都破产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价格是比较低的，这给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比较好的机会。第三，因为我们现在处于新型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市场都在不断的扩大，特别是国内有些紧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矿产资源，铁矿石，还有石油，都是我们国内经济发展不能缺少的。这一次金融危机实际上也使得我们国家所需要的紧缺物资，或者是一些市场在这些方面提供了更好的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产业方面的机遇。至少应该说在这三个方面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一些的机遇。当然你说这次基于是不是绝对唯一的最好的，没有别的时候再好了，那我觉得我不太敢说这个，起码是最好的一个机遇之一。当然任何机遇都是伴随着挑战，中国之所以走出去的步伐比较缓慢，挑战还是比较大的。目前最大的挑战也是一直以来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国外市场，海外市场不确定的因素，这次金融危机更加大了这个不确定性，比如说大家讨论的国际金融危机到底有没有见底，全球经济下滑有没有止住，什么时候复苏，这都是大家讨论的问题，这种不确定因素为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会有很大的挑战。最近大家讨论的中铝并购力拓的事情也反应出来，是不是买他们的股权什么的价格高了，有的说是在于股权的控制，不在意价格，有的说大的国企出手的活动，都会有一些评论，这些也说明了不确定性，大家对于不确定性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正是时机，有的人说还不到，可能还要等等，我觉得什么时机是最好的时机，也使中国企业走出去呈现不同的时间段。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我们企业对国外市场的熟悉程度，特别是对海外发达国家法规、文化、历史，包括本地因素的了解和把握的程度，这是很重要的环节。国外的跨国企业到我们中国来投资是一样的，他们也有水土不服的时候，他们也是经过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跟中国各方面的环境，投资环境来磨合然后才站住脚，或者才发展，中国的企业实际上也不是一下到海外，你觉得那是时机，当你投资的时候，你就能够一定取得很好的成就，或者取得很好的收益，恐怕你对当地情况的了解，特别是我们要面临的不是跨国公司到中国，只是中国一个点，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大片，是各个区域，各个国家。那么你这个企业要在全球布点的话，五大洲各个国家的情况你都要熟悉，起码重要的这些国家你对他的法律法规都要熟悉的话，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准备，人才的准备，经验的准备，所以很多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讲到，我们企业可能在这些方面还不太具备走出去的条件，也可能从我们的生产规模、实力、生产能力上面具备走出去了，但是从我们的人才，从我们的法律法规，从我们的管理和全球经营的经验上，我们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当然这个也不能怪我们的企业，因为它没有走出去就不会有这个经验，这个经验是在这个过程中去积累的，所以也需要付一些学费，有一些代价。我感觉到挑战还是挺大的，挺严峻的，但是机遇也是非常宝贵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所以中国任何的发展可能都会伴随着在有机遇的时候就会有挑战，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实际上我相信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是减慢，而是加快，会不断的克服自己准备不足的过程中加强准备，去熟悉，去积累经验的过程中，更好的走向全球，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中国发展所需要的。
王勇：谢谢宋秘书长宏观上跟我们分享了她的观点，熊总跟王总两位都是并购跟投资方面的专家，请他们两位讲讲他们具体的看法。
熊焰：近半年以来，前面工商联并购工会相关从业人员经过多次讨论形成了一个思想，现在中国的外向型的程度已经到了68%左右，很高的外向型程度了，但是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现在几乎产出了全球30%左右的商品，全球30%左右的商品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只获取了对应价格的六分之一左右，商品产出份额与价值获取份额的严重背比。制造业中处于前、中、后不同的位置上所获取的价值，现在全球产业链前端被一批欧美的企业占据着，他们拿着技术，原创的技术，核心的零部件生产，这是前端。后端是通道、销售、品牌，仍然被欧美的一批跨国公司所控制，中间这一端，也就是零部件的加工、组装、装配，由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国是中间这一端国家的代表之一。20年前，这个产业链的前、中、后，在价值线上差别并不是很大，差一倍、两倍的水平，高端挣20%，中间挣10%，现在这个曲线深深的挖下来了，高端挣相当高的价值，而中间只获取了很低很低的价值。
我们大家所俗知的耐克鞋是一个例子，耐克鞋在中国出厂价十美金，他在美国市场上可以卖到一百美金。中国用了无数打工仔的血汗，用着我们不可再生的能源原材料，用着不可逆转的环境消耗为代价，生产了全球如此大量的商品。这种现象实际上还是我们过去30年的进步，中国如入世界了，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一个结果，但是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是很可怕的。因为据测算，中国以现在这种速度消耗下去，我们的很多原料与材料大概只够30到50年，我们10年左右，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所消失，如果我们不迅速的改变这个局面，把中国的要素均匀的分布到产业链的高中低端去，20年后，可能阿根廷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低端被人挤掉，高端上不去，那是很可怕的，那时候你再想从事制造，你笑不出来了，你没有资格了。因此我们现在呼吁，抓住当前金融危机的机会，抓住当中国积累了共和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我们走出去将近十年的机会，中国并购欧美的实体企业，把产业链分配进去具备了一些条件。首先我们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财富的代表就是外汇，我们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同时中国的一批企业逐渐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这批企业包括正规军，国有企业，也包括我们讲的游击队民营企业，当然大家开玩笑，如果八路军算是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的话，优秀的多一些，具备这个条件的公司更多一些。有一批公司已经从他的自身发展战略，管理控制水平与国际化程度，开始逐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的人力资源以留学生和海外留学人员为代表的人力资源也在支撑着走出去，同时中国近几年，特别是08年奥运会在国际上形象的改善，国际的认同。因此我们希望在这个时间点上走出去，加快并购欧美实体企业是相当于我们当年的千你跃进大别山，事关国运，应该以政治家的智慧，企业家的胆识，金融家的经验相结合，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国家政策引导放松，放宽，同时在金融支持上给予更多的支持，使我们一批优秀的企业成为走出去的先导。当然中国企业走出去收购欧美实体企业，融入产业链高中低端。与大家很多人说的抄底不是一个概念，抄底是一个财务概念，抄底低买的目的是为了高卖，我们是一个产业投资的概念，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产业的融合，我们产业的提升，因此这不是一个概念。整个这个事情应该可能发生中国企业跨国化，走出去应该有二、三十年的历史进程，眼前是最好的时间，眼前叫做阻力最小，可能性最大，成本相对低，前途就会乐观一些。
王巍：感谢大会的邀请，这个论坛我参加了四、五次，每次感觉有不同的气氛，今年尤其跟以往不一样，咱们这儿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好象只有中国这边的风景独好，大家谈的都是并购。上个月我去黑龙江开会，一起聊天谈刺贷危机，有人说听说美国房子便宜了，感觉都像是操盘手，并购是很专业的事情，在中国很快就发展成群众运动，群众们都感觉非常好，全球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还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幸福。问题是我们中国今天的情况是不是让我们有信心可以到全球去收购这是一个宏观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很难泛泛的谈，到底如何去推动，去建设，如何到国外去参与重组金融秩序，能不能今天有这样的底气。从我个人来说，我们参与，并且一起来推动，去收购国外的实体公司，主要的考虑是要使这个收购变得更加专业，是专业人士，变成一批在经验，在数据，在分析，在交易基础上进行的和全球的接轨，而不是仅仅精神上的照顾。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在大规模并购的趋势下都要解决。
要问三个问题，谁去收购，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去收购，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收购有没有成败的判断，如果成功怎么办，失败怎么办，如果这几个问题解决不了，我认为收购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种收购仅仅是靠一种政策，行政的推动来去收购，整个收购的机制，操作手段的程序是非市场化的，它将带来很大的代价，我这里不多谈了，我们看一下以往收购历史。第二，收购究竟是少数人拍脑袋决定，还是经过特定的程序，30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资金谁来决定，谁来判断，谁来替我们来做决定，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咱们几个政治家一个口号就上去的，或者一百多个国企替补决定的，而是需要审慎讨论的，这个讨论是需要公开的，让大家都感受到。如果收购成功了，大家都发奖金，都得股权激励，收购失败了算做付学费，你可以想象这种就是屡败屡战。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清理的话，我们是大规模的推动走出去会不会产生其他的副作用，值得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有这种责任提出问题，可能在这样一种比较大规模的考虑中国参与全球新经济秩序建立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点不和谐的声音，也是希望给大家一点新的思考，谢谢！
王勇：非常感谢两位并购专家的发言，我们要走出去购并，收购，有技术的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王杰，他站在外国人的角度给我们号号脉，看看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适不适合收购，什么样的钱是他们盼望的？
王杰：谢谢，我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聆听其他发言人的发言，我同意刚才三位发言人的观点，金融危机显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机会，当然现在在美国也有这样的实实在在的投资机会，或者并购的机会。在美国经济方面我也并不是专家，我甚至知道中国经济的情况比美国的还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司让我做大中华区资深的CEO，美国的业务并没有让我管，我对中国的情况更加了解一些。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见解，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投资机会的问题，我想回应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个，现在是不是良好的时机让中国企业走出去，第二美国到底在哪些领域需要中国的钱，第三讨论到今天这个论坛的话题，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那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到美国去投资的企业，有哪些具体的企业社会责任需要应对。
对于我们来说，尽管到国外去投资有真正实实在在的风险，现在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当然了，目前可能美国经济并没有触底反弹，尽管美国现在的价格，股市等等都已经有了很大幅的下降，像现在这样的时间我觉得现金为王这句话肯定是对的，很多中国的公司手头有大量的资金，对他们来说就有很好的机会和全球其他的企业进行谈判，收购比较低价的公司，比如说刚才您谈到到澳大利亚的收购，以及包括石油等等，这也证明了中国政府，中国公司的确把眼光往外看了，的确想利用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一个个部门在美国的进行一个梳理，你可以发现像金融新闻频道他们都会跟你说，有很多人都会给你很多的理由，为什么你会到某个领域进行收购，我经常听到一些金融分析专家说他要去到美国购买饭店行业，现在有很多的机会，他们的资产是非常低值的，价格非常低的。对于中国这些走出去的企业，首先要看看他们自己的优势所在，必须脑子里有非常清楚的目标，并且他们有必须要去寻找那些跟他们互补的投资机会。对他们来说，他们现在在做什么生意，在未来想朝什么方向发展，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如果收看我们的汽车行业，在美国的汽车行业，更加具体的是汽车的分销或者销售行业，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如果用现金投资的话，有很多投资机会，当然还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潜在投资者也都可以进行考虑，这些领域会非常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者，其他还有一些部门。
我想美国现在的市场情况的确还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这样，中国公司如果在美国进行投资的话，他们必须考虑的目光长远一点，进行长期投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涉及到美国到底多么需要中国的现金，我可以说现在美国的确是非常想要中国的现金，很多的公司真的是非常饥肠辘辘，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资产的注入，尤其是来自中国资金的注入。与此同时，又有一些非常复杂的因素，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使得中国的企业在走出去过程当中要尤其注意，有一些因素，比如说政治因素，包括对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发展的话，他们也是比较谨慎和注意的。正如西方的投资者当时来到中国，让我们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时候也是要比较注意考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将他们的投资目的和所在地中国政府的目的、战略相互统一等等一样，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时候，也要使得自己的目的与美国政府包括整个政治气氛相互统一，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所谓的双赢。在现在这样的经济氛围之下，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能够帮助保留现在的就业机会，还能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同时这对于他们也是非常好的说辞。我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的投资，如果说让人认为可能会导致拆掉现在的工厂，将技术带回到中国，从而使得美国的就业机会便的更少，这样的投资肯定会受到非常严厉的监管和审批，而且在获得审批方面也会遇到巨大的问题。所以我的确认为，实现一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国有企业在进行投资的时候，我想总体来说，会遇到更加严厉的，或者说严格的监管和监督。因为国有这个性质的确会使得这些企业和其他的西方企业竞争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当然了，我这么说并不是意味着国有投资公司企业，美国的投资就不被欢迎或者是不受欢迎，只是这些因素在他们投资的时候的确应该考虑在内。
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当中国企业考虑到美国投资的时候，他们应该带上非常专业的法律顾问，包括相关专业人士，如果说中国准备去美国投资的话，就说明你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待你在美国的投资，是准备长期在美国投资的，因此你也对美国的投资环境必须要有很好的了解，对于整个法律的框架等等，你必须要有非常清晰的美国发展战略，同时与你的全球发展战略和中国发展战略相互统一。
最后我想说几句，关于我们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我们商会非常支持美国国会在07年通过了外国投资法案，当时这个法案的出台是进一步澄清了美国对于外国投资的战略和政策，确保了如果说外国投资并购案的确存在合法的，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或者国家安全的威胁的话，美国国会是有权阻止这样的并购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从我们商会的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投资太容易被这些人当做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外国投资审批委员会他其实审议的案件大概有10%左右，审议两千个跨境协议当中，其中只有100多综这样的并购案是被外商投资委员会进行审议的，而他这个委员会没有否决任何一项的并购案，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中国企业还是可以到国外去进行投资的。与此同时我也想说，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中国那些走出去的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首先要有非常良好的公司治理，此外，在美国我们认为像华尔街的这些大的银行在投资举措方面的确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他们有很多的丑闻，这显然也就增加了政府和投资者在危机的时候承受的损失和风险。企业社会责任对中国的企业来说将会非常重要。对于美国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于食品安全，产品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也是非常关注的，因此这其实也是属于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有些公司，包括我们商会成员都认为他们应该回报社会。
其他的独立于金融危机的领域就是环境和能源，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吸引我们的关注，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面对这些风险，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投资的成功。80年代美国公司当时到中国来的时候，也是面临了很大的风险，而且犯了不少错误，但是他们的投资都是长期的，因为整个过程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所以说中国企业也应该准备好面临这个学习的过程。不管政府怎么说，我觉得最终还是决定于中国的企业，让他们的业务在美国发展的时候也要面临一些风险。
王勇：我想很快的总结一下，他说的美国非常欢迎中国的投资，但是他提醒中国的投资者到美国去投资要注意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补充，比如说美国现在有比较好的机会，汽车销售渠道等等需要资金，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需要带很好的顾问，这个顾问要懂得美国的情况。同时他提醒我们注意美国的政府，特别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同时他觉得中国企业去国外投资，特别是到美国要注意公司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产品的安全和能源、环保这方面，谢谢！最后我想请崔总，他是对外投资的先行者，他会有一些切身的体会。
崔志成：谢谢大家，北京第一机床厂是一个老国企，到今天应该说活得不错，08年年底销售收入比2007年同比增加了40%，利润同比增加了65%，在当前严峻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有这样的表现有很多的方面，当然离不开科学发展观了，在今天的大背景下，我想更多的谈一下2005年开始的跨国并购给我们带来的发展。2005年10月份我们全资收购了德国的一家机床厂，是世界重型数控机床，这个领域里面他是绝对的冠军，我一个偶然的机会全资收购了。三年下来，实践证明，收购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成功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财务风险的完全规避，三年下来，我的销售收入跟收购收入指标相比，销售收入是收购收入的三倍，利润是收购时候的8倍，我为他增加了40%的就业岗位，使得整个企业在德国当地政府，当地民众当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有了非常优秀的表现。由于这种销售收入与利润的快速增长给各位一个简单的说法，2008年税前净利，投资已经完全回收了。
第二个层面，很多国际并购，它的失败更多的体现在收购之后的转折上，三年下来的管理实践证明，它的业绩证明，我们收购之后的整合是成功的。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在收购之前有多少经验，我们的国际化完全是被迫的国际化，首先你走出去要考虑收购的标底企业是否用得着，这个要检视一下和你企业发展战略是否吻合的问题。用得着的基础上判断一下是否买得起，当然了现在的政策环境，政府鼓励我们走出去，如果买不起政府会有相关的政策支持你，机会好，这方面好一点，但是前面的判断政府不会给你做，你自己做。买得起之后，你是否管得住，这是第一步风险的规避，你要保证你能控制得住，不出问题。在管得住的前提下，能不能把它养得好。在你手里边真正能够发展起来，中国人常说1＋1＞2，不能等于2，为什么跨国并购的时候不考虑这些问题呢？
刚才王杰先生提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美国人也在担心，欧洲人也在担心，中国人一旦收购了企业，首先考虑的是技术转移，设备拆走，整个生产挪回去，如果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我们的并购就是这样的操作方法的话，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并购永远都是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会欢迎这样的投资者来，你怎么能够保证你不这么做呢？西方人，欧美人的逻辑很简单，技术你有了，图纸你有了，完全是你的了，设备你花钱就能买得到，中国的生产成本又这么低，为什么不拿回中国去生产，你必须给他一个清楚的说法，合理的解释，通过你的关键实践证明你不是这么做的，必须有这样的过程。我刚刚接手的时候2006年底，德方要求你无论怎么样，这是一家私营的家族企业，收购完以后新的股东必须面对全体员工召开一个员工大会，去阐明你收购这家企业下一步的打算，当时我面对的是五百多名员工，各种各样的问题全都有，必须给他们合理的解释，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解释呢？这家企业虽然是世界老大，但是你占有的只是30%左右的市场，我作为同行只占有7%，我们两家加起来还不到40%，我通过和你合作去争取另外的50%，而不是拿回中国。而且要承认，绝大部分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尤其是并购之后的运营经验极其缺乏。当然了，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机会坐在这儿跟大伙儿说的这个原因了。
即便如此，现在在这样一个主题会议上我们需要讨论中国企业是否走出去，怎么走出去，现在是否是抄底的机会，刚才主持人说了，作为我的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无论如何都要走出去，早早晚晚的事，走出去之前我想提醒各位，按照我刚才提的，我的个人经验判断一下，你这一步走的是否正确，坦率地讲，三年来，我接到的要求被并购的信息不下30个，08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手里有十几个要求被并购的信息，筛了又筛，说不干一件事比你决定做一件事并不容易多少，抄底并不是简简单单说的财务概念，另外还要注意我们出去买的是一个活的企业，你的收购价只是一次性的投入，更需要关注的是收购以后的维护成本，经营成本，运营成本，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王勇：中国企业走出去走的路其实挺艰难的，TCL的，海尔的，崔总跟他的企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成功的例子，同时我们用掌声对他走出去的成功表示敬佩和赞赏！下面有一个问题是给发改委的宋秘书长，第一财经问的近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收购一些资源性的企业遇到一些问题，今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如何规避？
宋群：我补充一点，任何时候中国都讲走出去，今天谈走出去跟十年以前是不一样的，中国的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也有一个从低端到高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你可以看90年代，或者是20世纪初期，21世纪初期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还是局面于地域上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比较落后的国家，走出去的方式主要是工程承包、劳务输出，有一些劳务输出可能也是给发达国家，但是工程承包大部分都是在非洲、南亚这些国家，比较落后的。这种走出去的方式比较简单，你就给人家做一个铁路，或者造一个，包括我们现在给非洲搞的体育馆，交钥匙工程，完了就完了，不存在管理、价格很复杂的环节。今天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我们所谈的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比以前更高一个层次了，所谓高的这个层次表现在，第一我们是发达国家，欧美市场，我们能不能进去，这可能也是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逐步由一个区域向全国发展的必然的阶段。另外呢，不是仅仅工程承包，劳务输出这么低端走出去的方式，而是并购，到那边去办厂，投资，是这样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应该说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新的形势下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新的对策。
刚才听了这位先生提到的问题，近来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要还是两个方面的走出去，在两个产业方面走出去，包括制造业这一块儿，制造业一直在走，但是今天比较新的一个，我觉得就是在南苑领域，原材料领域的走出去。大家可以看中铝和五矿实际上都是在矿产资源方面的走出去。之所以在这个领域走出去，也是为了满足于我们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刚才熊总讲了，我们的资源实际上还是不够的，原材料如果就这么用的话，可能几十年就没了，所以我们要充分的发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更充分的体现。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市场的走出去，比如说像一些银行，工商行，他们去到美国开分支机构，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话，开的条件，价码都会比较高，各项审核也是比较严格的。在危机的条件下，可能相对容易，很快就批准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从金融领域发展市场的角度走出去。
当然现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刚才我也说了，实际上是我们的准备不足，最主要的，最根本的一点，我感觉到是我们在全球化的战略方面准备不足，很多企业可能还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因为我们肯定对企业发展是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向外扩展的，可能当你的市场还能够满足于国内的需求，要求的时候，那你可能还想不到全球的问题。这个时候全球的市场向你开放了，提供更好的机遇了，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些措手不及，措手不及的表现就是说，你还没有想到我要在全球怎么发展，我的战略是什么，因为刚才王杰，美国的这位先生也提到，我们是需要战略的，而且这个全球的并购和发展，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特别是像跨国公司到我们国家来，当然也有很多失败的，大多数能站得住脚的起码都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中国企业不可能，你如果没有做好战略准备，为什么要去收购别人，你是从自己出发，人家接受不接受，还有一个市场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我们对市场的研究到底有多少，这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能给我们提供多少的，多长时间的机遇，这种机遇不是一下子，一年、两年，甚至于你发展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能不能站得住，这是需要战略解决的，而我们中国的企业在这些方面准备不足，所以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第二，刚才也说了，美国的市场需要很多营销人员，高级的，比较好的资金和营销，也需要懂得这些国际法规，法律的人才，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现在，因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不是很充分，这实际上都是涉及到服务领域了，服务业的领域。这个服务领域，我们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当然了，我们有海外留学的后备军团，他们可以作为我们现在人才不足，或者是法律对各个国家的认识，或者是经验不足的一个补充，这一块儿要很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 现在那些国家就业也比较困难，海外留学人员大规模的回归对国内的就业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给我们补充企业在这些方面人才的不足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是觉得从大的方面，当然具体收购的价格，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由技术的这些人员来解决，我想说的就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要在更高的层次，更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自己走出去的全盘的步伐，而不是仅仅是金融危机的这么一个时段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不管是危机也好，是危机以后也好，整个在全球发展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做好战略方面的准备，这方面确实需要加强。当然现在我们走出去，比较大的企业可能还是国企，很多民营企业也走出去，确实都是比较小一点的，而且走出去这个问题，我倒觉得可能跟国家的战略也要相互联系，特别是国家所需要的，特别是刚才王巍先生所提到的，要用外汇储备的这些东西可能更需要，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是有些措手不及。尽管前两年也在研究，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干什么，是做投资还是转换成物资，还是做什么事情，有的人说还要分给大家，这个东西还是要从更高的层次上，把这个方向性的问题，从思路方面的问题理清楚，具体的步骤我倒觉得相对的，大的方面我们还是缺乏。走出去都是有实力的大企业，小企业也不可能走出去，大企业需要走出去，到中国来投资的公司都是大企业，中国的大企业要想走出去，不是规模大，起码实力是很大的，这是我的一点看法，谢谢！
王勇：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希望企业，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什么，我们已经融入了全球化，必须要走出去，而且我们希望它一路走好。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在座的嘉宾用几句话，从战略，收购以前，投资以前的净值调查分析，这三个阶段，你们对于要走出去的企业，或者已经考虑走出去的企业说些什么。
宋群：现在是很好的机遇，但是希望中国要走出去的企业更好的练好内功，这样的话走出去的胜算会更大一些。
熊焰：走出去之前最重要的是基于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和企业自身的能力资源条件，国家号召，国家推动，国家战略的需求，你企业把自己的帐算好，只有基于企业自身的决策，才能积细流于洪涛。
王巍：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的经济大国，在中国本土市场的整合，也是走出去战略的一部分。
王杰：中国公司现在在美国发展也是在壮大，有很多的机遇，但是在国内也有很多机遇，国外也有很多机遇，应该要互补。在这之前一定要做净值调查，这样才能够保证最后取得成功，而且在成功的并购之后必须要整合，对于所有的公司，这些都是适用的，有很多中国公司的例子，还有很多美国公司失败的例子。
崔志成：实际上现在金融危机我们的反应有点过于激烈了，正常来讲，一个成熟的国家，成熟的民族，金融危机就是很自然，无非是这个冬天的温度有点低而已，有些事情适合在冬天做，有些事情一年四季都无所谓，走出去，什么时候都应该走出去。走出去之后到底怎么样能够保证尽量减少失误，回头看一看，我们不会看别的，看看人家美国进入中国的时候怎么办的，就是一个本土化。尽可能利用当地的团队，你是中国人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事情交给中国人来办你就放心，放开手就是成功。
王勇：我们这个论坛多位嘉宾的话总结下来，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给了我们百年不遇的机会走出去，而且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走出去，而且我们希望走出去企业能一路走好，最重要的，可能是学一学欧美企业，他们从80年代到中国来，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怎么本土化，怎么学习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再次感谢今天的嘉宾，谢谢！
王倩：这场官产学国内国外的讨论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信息量，引发了我们很多的思考，特别是对于怎么理解并购，对并购的认识方面，所以第三场讨论也将更深入的去进行这方面的考虑。下面让我们有请第三场讨论跨国并购和中国产业安全与发展的主持人，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副局长吴岩先生，掌声有请！
吴岩：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下午好！我也曾经参加过很多的国际研讨会，在下午四点以后，还能有这么多的人坚守在我们的会场，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希望第三节不会让大家失望，不敢说最后的是最好的，但至少可以说，最后的未必不是最好的。我先介绍一下今天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几位演讲嘉宾，第一位是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副所长蒋恒博士；第二位是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经济参赞陆克先生；第三位是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陈卫东先生；美国斯必克集团亚太区总经理刘晓华女士；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创始人、首席专家王璞先生。
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和发展是目前各方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应该说对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通过今天的演讲，我希望大家能够能有一个更深刻的思考，这个团队的队员还是不错的，有来自国企的高管，有高官，还有美国在华投资公司的高管，以及作为中介机构和咨询研究机构的高管。六个人组成了一个长方形的阵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更多的分享他们的智慧、经验和看法，首先有请蒋恒博士发表演讲，大家欢迎！
蒋恒：感谢主持人，大家好！在跨国并购这个话题上，今天在此我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08年的时候所进行的相关调研的经历，以及一些初步的发现，不是完全成熟的结论。从06年底开始，关于产业安全问题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根据十七大精神，要求要发挥外资积极作用，同时要创新利用外资的模式。大家知道并购在全球吸引外资数量当中占到了80%到90%的份额，但是在中国始终只有百分之几，一直是低于10%的。要创新利用外资的方式，肯定隐含的意思还是怎么样积极的促进并购，0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对跨国并购进行领导和规范，强调的还是梳理而不是堵，希望能发挥跨国并购积极的作用。
针对社会上对跨国并购危机安全的种种担忧，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新的精神，我们希望对跨国并购重新进行一次客观的，根据新的精神重新进行一次客观而科学的评估。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08年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调研，这个调研也得到了部领导包括其他部门一些领导的关注和重视，支持和配合，我们调研的范围涉及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等各类地区，而且重点调研的企业，重点调研52家，座谈100多次，走访200多人次，其中包括了有一些在场的公司，有徐工、林工、厦工、中联重科(20.10,0.63,3.24%)、三一重工(21.96,0.49,2.28%)、西北轴承(7.46,-0.21,-2.74%)、厦花电子等等各种类型的企业，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调研的外商在华的并购，我们同时也调研中资企业海外的并购，我们所研究的跨国并购实际上包括了内向和外向两种，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样两种连接，同时来看外资在华并购和中资的海外并购，才能把这个产业安全问题，乃至经济安全问题说清楚。因为只有这样的连接，我们才能够从一个全球的视野，而不仅仅是从一个全国的视野来看待产业安全问题。
通过这样一种连接，我们感觉能比较清楚的看到，虽然说外资在华并购确实是在国内市场占据了不少的份额，包括国内很多品牌，还有很多的技术资源，同时中资海外并购也使我们占领了很多其他国家市场份额。原先我们没有得到的市场份额，包括他们的一些国际知名的品牌，还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所以通过这样一种连接，我们感觉是能够比较清楚的看到，其实这样一种跨国并购就是一种中外资股权的变动、融合，实际上它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今天你收购我，明天我也可以收购你，在国内你可以收购我，我在海外也可以收购你，基本上的结论还是认为跨国并购是一种市场基本上的，本质上应该把握它的是一种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
把握住这样一种本质，对解决当前跨国并购当中存在的问题很有帮助，我们研究当中发现，目前跨国并购当中确实存在各类问题，特别是不规范的操作带来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如果把握住它的本质就会知道这是一种市场行为，是一种企业行为的话，我们就会根据市场的规律和企业的规律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话，就不至于缘木求鱼的方法，包括很多的议论，企业利益博弈当中的问题上升到意识形态，于事无补，也不利于真正的解决问题。
课题中我们针对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我们认为跨国并购更多的是机会而不是威胁，究竟如何利用跨国并购潜在的机会呢？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的建议，现在也在网上，包括给相关的政府部门上报，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是提出介绍一下我所提出的一个政策建议。我们认为目前的这个阶段上，特别是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调整认识，要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引下重新审视跨国并购与产业安全，与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走出跨国并购认识上的误区。比如说现在有哪些误区呢？一个是刚才讲到的，对于问题本质的把握，我们认为有所偏离，包括对跨国公司的本质是什么，跨国并购的本质是什么，跨国并购中这些问题的本质又是什么，现在基本上存在一些误读，造成了我们抓不住本质开出的方子就不对。
第二个方面，关于跨国并购现在存在的种种问题，它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存在一种内外因主次颠倒的现象，其实我们感觉现在跨国并购当中很多的问题还是内忧大于外患，由于改革的不尽彻底带来一些内部、固有的机制、体制等等问题，导致我国的企业跟外商的博弈当中处于下风。很多企业跟我们反应，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相当于是捆着手脚被人打，有很多内在的束缚导致他无法公平的跟人博弈，这样的话就出现了跨国并购当中种种中方企业吃亏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我们认为还是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必须从内找原因。好比徐工这个案例当中，大家争论最多的还是他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我们认为国有资产流失这还是本身的国有资产，包括管理和评估不尽完善带来的问题，并不是外资并购造成的，如果是民营企业并购，其他的资本来并购一样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内在的，根本性问题不解决的话，光是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无尽高的程度，根本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还有一些理论上我们认为不是特别全面的地方，关于龙头企业的问题，现在龙头企业被斩首也是一个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但是我们发现许多在媒体上曝光，很多的案例，他所谓的龙头企业，其实他只是一个组装，那一个环节上的龙头，而且其实我们国家这些所谓龙头企业，他们并购当中，其实很多是通过让度这些本来在全球并不具备竞争力环节的股权，获得在全球产业链其他环节上更有竞争力的，更有控制力的那些环节上新生的股权，而这些新生的股权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在全球都是领先的，而且在全球来看，产业链上包括了组装环节在内的整个产业链上，它占据的是更有控制力和影响力的环节。比如说我们认为博士并购无锡微弗是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去的时候发现这个企业做得非常红火，表面上看起来确实这个企业让度了70%多的股权给了德国的博士公司，但是通过这种让步，无锡微弗在整个柴油喷射系统的上游，高压供给系统，整个产业链上最具核心环节的新生主权是30%多，通过这种让步一举填补了国内的空白，通过股权的交换，他一举实现了这个目的。所以他现在占领了很多这个领域的海外市场，而且在国内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企业，整个一片市场都会送给外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够生产。
另外还包括被固化于产业链一端，消灭民族品牌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调研发展它有一些相当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整个来看，包括国有品牌的问题。大家知道柯达也是国内唯一一个胶卷的品牌，当年被外资买了，现在外资又把它卖给了国内的民营企业，这样的品牌其实也是高度流动的，在这样一个全球化加速的社会，资本、品牌这些要素都是高度流动的，包括产业链低端也是，现在都认为中国的企业是给人加工的环节，挣得最少的，是处于价值链最低端的。其实很多国家羡慕中国能在产业链上占有一个环节，现在我们调研也发现，很多企业并没有被固化，就是在这个产业链上不断的向外扩张，包括往上游的研发，下游的物流、销售，也在不断的扩张，而且他整个配套的体系也在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初步还是认为这种固化的观点也是不尽全面的。
总之，我们总体的结论，跨国并购还是利大于弊，特别是目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认为跨国并购对于现在提出的三大要求当中至少有两大，一个是保增长，一个是调结构都能发挥很大的积极作用。我非常赞成上午欧盟商会伍德克的观点，他说现在的产能过剩是潜在的刺贷危机，低水平重复建设，盲目扩张是潜在的金融风险扩大。跨国并购，各国并购和重组都能够促进过剩的产能的消化和整合，能够促进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所以在短期内它能够保增长，中长期来看，能够调结构，所以是一种两方面政策目标的较好的结合。所以我们总体上认为，应该对跨国并购加以合理的引导和规范，因此跨国并购应该还是根本上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所以我们还是倡导要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应该真正的落实好十七大报告的精神，以及08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对跨国并购进行合理的引导和规范，并且努力的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跨国并购背后潜在的重大的机会，就能化为现实，不仅能够促进我们引进外资数量的增加，而且能够促进引进外资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就这些观点跟大家分享，谢谢！
吴岩：谢谢，下面有请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经济参赞陆克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陆克：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想谈两个问题，首先我想谈一谈在美国投资的情况，美国的投资政策。第二，我想花些时间给大家讨论，最近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上周已经成为了法律，它造成了一些误解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所以我也想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我是罗伯特。陆克，我从2005年就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公使衔参赞，现在我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投资，而且我主要是关注美中之间的投资关系，我们在不断的深化，而且不断的合作。首先我想简短的谈一下中国的投资环境，中国的外资2008年增长很快，我觉得这显示了外资对中国的兴趣，但是外资对中国的一些新的法律法规还是有一些疑虑的，主要是加强了对外资的一些审查。最早是2006年出现了这些问题，中国出台了一些更新的指导原则，最主要的就是外资需要取得商务部的批准才能够进行对中国公司的并购，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在2006年还出台了一个五年计划，政府希望更好的引导外资，把关注从量转变为质。2006年12月，国务院要求国家应该保持对一些重要领域的控制，这给外资也带来了很大的负担，2008年，中国又成立了一个并购委员会，中国现在开始采取这些新的措施，也引起了人们热烈的讨论。我想把这些观念进行一个概括，一个是透明，一个是勇于。
很多我提到的法规，一些关键的词定义都不够完善，比如说国家安全，外商投资企业很难预测到底什么是国家安全，他们的项目到底能不能得到批准，新的审议程序很容易让人觉得很混乱，而且有交叉的地方，比如说投资的指导目录，有很多的审议，有很多的手续要走。有时候不是很清楚，有时候即使失败了也不知道失败在哪里。
现在我讲一讲主题，美国的投资政策，美国知道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过程当中，美国非常清楚外国直接投资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幻灯片上的数据，外商直接投资在美国，占到美国GDP的15%，而且在美国的私营部门雇佣4.5%的员工。就因为我们这种强烈的意识，美国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外资政策，我们并不歧视外商，只有一个非常集中的小的例外，就是一个国家安全审议程序，是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CFIUS。说到外国投资委员会，首先这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过程，它只不过是审议并购，它不会审议绿地投资，对绿地投资美国是没有审批程序的。说到并购，CFIUS它的关注点也非常窄，就是国家安全，它不会关注国家利益，经济安全，或者是产业安全。CFIUS也不需求要控制美国知名的企业，而且CFIUS非常具有选择性，近年来，他审议了5－7%对内并购的交易，而且他审议的这些案子，他也是想促进投资，他是扮演了一个促进者的角色，我们审议的目标是要发现一些潜在的，威胁到国家安全的问题，然后找到方法，让这个交易能够成就。CFIUS有可能会提出一些缓解的协定，也就是要重组契约或者是协定，尤其是避免一些国家的风险，国家安全风险，这些协定必须要能够化解一个交易的一些具体的风险。CFIUS的工作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效的，有80%的交易都是在30天里都得到了批准，而且CFIUS也不会审查这个交易带来的竞争后果，而且一直都是一视同仁的。
国家安全意义是由两个法律来规定的，第一个是(英文)，这个法律扩展了CFIUS的职能，指出了一些基本的定义，就是国内与国防有关的生产效能，还有美国进行国防的能力，还有把自己的军事技术转移给其他国家，还有美国在影响国家安全领域的技术领导力。还有一个是Finsa这样一个法律，2007年通过的，再加上一些额外的因素，比如说与安全有关的技术的影响，还有关键的基础设施，也就是会影响美国安全的设施。还要求进一步审议，会使得外国政府能够控制与美国具有的企业相关的资产，因为这个资产的拥有有可能影响到国家国防安全，尤其是不扩散领域。还有美国长期的，关键的资源需求，但是CFIUS针对的并不是中国的企业，它鼓励中国企业去投资，包括国有企业和主权基金。
我再谈一谈CFIUS的工作流程，给大家看一下数据，这个数据是非常有效的，大多数的交易都是在30天内就得到了批准，如果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可能会有一个第二阶段的审查，就是45天。一旦CFIUS提出了建议，总统有15天的时间做出决定，只有总统才有权阻止一项交易，所以总的来说90天就会见分晓。下面是一些数据，CFIUS只不过审议美国一小部分的交易，这是2006年的数据，全球有37000个并购的案件，有10460个案例牵扯到美国的公司，这当中1730个案例是涉及到国外的并购者，但是CFIUS仅仅审议了113个交易，仅仅是总数的6.5%。2006年和2007年一共有230个申请，只有13个案例进入到第二阶段的审查，只有两个案例是由CFIUS决定。
下面我来讲讲第二部分，也就是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上周由总统先生通过的，这个计划的数额大家都知道，很大，7870亿美元，是美国2009年复苏和再投资法案，这个立法是想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因为这样不仅仅会使美国受益，而且还能够使我们主要的合作伙伴受益，我们要记住这个贸易是非常庞大的，非常复杂，涉及很多的层面。比如说有40%的计划主要是给消费者减税，很多都是低收入的消费者，这肯定惠及中国和其他的出口国，因为美国的消费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一些消费者产品当中。
我想关注大家最忧虑的一点，也就是这个法案当中的一个特殊的规定，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对此有一些误解，把这个看成是一个保护主义措施，这就是购买美国货的规定。一共有两个规定属于这个范围，第一个是要使用美国的钢铁和制造业产品，尤其是在一些公共建筑和车间当中。这个规定也有例外，要考虑到公共因素，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是成本过高的话就不适用这一条。第二个例外，要求国土安全部来购买美国制造的纺织品和服装，除非没有这样的产品，这是一个大的计划。如果大家关注，到底这两个规定在这个计划当中占多大的比例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其实只是占很小的比例，大家可以看到，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是占最大比重的，大概是1500亿美元。在这么大的计划当中，只有基础设施占到1500亿，其实是非常小的。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总统一直在强调，我们必须要避免保护主义，必须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避免保护主义，他已经把这个立法了，也就是美国的这个刺激计划，应该与我们的国际协定是一致的，与WTO的一些协定和义务一致。我们支持自由贸易，而且这些规定不会对最不发达国家适用。拉米先生是WTO的总干事，他说的话应该是最具权威的了，他说这个美国的立法是与美国的WTO义务相一致的。
从实际的角度来讲，这个规定并不会对贸易造成新的障碍，因为WTO政府采购协定和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所含概的范围都不适用于这个规定。这些协定的相关方都可以和美国的采购方进行公平的竞争，如果中国加入政府采购协定的话，也会和其他的GPA缔约方一样能够成为美国采购的对象，同时中国和其他非GPA的成员也会被现有的美国法律一视同仁的来对待。
中国要加入GPA是在2007年提出的申请，但是这个政府采购协定的缔约方拒绝了这个申请，他们觉得中国的出价和各个缔约方必须的要求相距远，美国支持并且鼓励中国加入，还督促中国可以提交改进之后的真情。
最近美国和中国举行了一个会议，克林顿国务卿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我非常荣幸的与他见了面，并且一些会谈，对我说非常清楚，他承诺要加强我们的双边关系，包括我们的经济关系，并且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经济对话。这些对话是非常必要的，能够帮助我们消除一些误解，而且这对我刚才讲的两个领域也同样适用，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非常清楚，中方对加强中美关系是非常有兴趣的，国务卿在访问期间对胡主席和温总理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承诺要加强我们的双边经济关系，而且他详细的讲述了我们如何来改善我们的对话，如何在很多层面上推动我们的关系，所以我非常的乐观，我们的讨论一定会继续下去，而且会看到大家满意的结果，非常感谢，期待听到其他嘉宾的发言，谢谢！
吴岩：谢谢陆克先生，下面请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董事会秘书陈卫东先生演讲，大家欢迎！
陈卫东：作为一个企业的高管我想说说企业这些年上市到现在七个年头保持了30%左右营业额增长，大约每年40%净利润的增长。其中一个经验就是资本的全球化，02年我们在香港上市，发了15亿股，多数是外资的机构投资者买的，我们07年发行了5亿在国内A股上，首先我们是一个股份公司，资本是全球化的，我们得到了资本的投入。去年9月底完成了对挪威23.3亿美元钻井公司的并购，也是一个资本运作，热门的话题叫并购，而且并购里面，被并购的公司有不少当地财团的融资，我们还要用当地银行财团进行融资。另外我们在整个并购过程中跟美国两个私募基金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希望他们也能够进入我们的项目，这是一种新的投资方式，这是新的形式。所以我想第一个体会，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得益于全球资本利用。
这七年，中海油服(12.46,-0.48,-3.71%)在资本投资花了170亿人民币，160亿的并购，一共330亿，我们在海外的资产占总资产的一半，尽管我们是海油集团控股，如果没有我们在香港的上市，没有这样的一种资本的运作，我们发展不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尽管去年年底金融风暴之后，中海油服的市值排世界第五，而且PE在九倍的情况，相对比较高，但是也不是高得太多情况下，有了非常实际的增长。这得益于我们运用全球的资本参与全球的业务和全球的竞争，中国的油田服务，前四位的公司在中国有很多的业务，我们去年在国际上的收入份额也占到我们总收入的26%，我不知道按照王教授今天上午讲的报告，我们的国际化程度到了什么程度，一半资产在海外，26%的收入在海外，还有我们的员工一千多员工在海外。全球化还有资本并购的全球化是我们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
关于安全问题，安全观的问题，我有一点体会，我看到这个题目我问自己，哪些国家现在被世界上认为是安全的，哪些认为是不安全的？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不安全的，看到不安全的首先想到北韩，索马里，我们安排一军队去护航，那么小小的国家，阿富汗，这些都是经济非常落后，基本上和世界经济没有交往的国家。原来我们有句口号落后要挨打，我现在想想，好象落后的国家很多，不见得挨打，但是我觉得落后会自乱这是真的，经济落后一定会自乱。怎么才能使这个国家经济做得更好，你现在看看，为什么说中国是安全的，这些国家深度的参与了全球化的过程，我倒是觉得安全就是融入这个世界，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里面更安全，隔离了自己更不安全。
关于安全，理论上我说不了很多，但是我走的国家很多，表面上我感觉安全不安全，就是经济不发展，不见得小国经济就不发展，有一些很小的国家，卢森堡，都很小，但是全球化经济参与程度很高，他也没有什么太强的军事力量，首先经济融入全球化对这个国家更安全，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大国来说更是这样，这是安全观的第一个感觉。
第二个，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不想多讲，关于是不是并购，抄底的机会，我倒是有一点体会，这方面我从事的最多，从06年开始我们不断的在外面寻找机会，我们失败了五、六个，才完成了一个，我们完了以后，不断的有人找我们，现在好时机，这个企业价格这么低，你可以去买。我觉得更重要的，下午有人讲到了，更重要的是企业自身的条件和你选择的目标，你的战略是否匹配，是否有能力去整合。是现在的价格很低，有些拿的公司给我看，说这比原来砍掉了80%，还有原来的20%了，我问那些给我介绍的投行，人家怎么看，现在的股价是原来的20%，我现在给他议价50%他干吗，经济危机的底到底在哪儿，不仅仅买方在判断，卖方也在判断。你给他议价50%他肯定不干，觉得不是我的价值，我给他50%议价，我怎么说服我的股东会，你怎么给他那么的价，抄底不能光从价格来看。很重要的就是判断时机，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没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符不符合你这个公司发展战略，如果你的发展战略布匹配，送给你的东西你要了也是包袱。
还有就是公司自身的能力，尤其是你评估的，整合的，还有你的文化融合能力，国际化上场有人讲到就是本地化，这个公司的文化不敢相信外国人做管理，不敢用他能做好国际化吗？都靠黑头发，黄皮肤能打天下吗？可能不行吧。现在资本市场是这么个状况，很多公司价值很低。
中国有了很大的外汇储备，历史阶段上看，中国到了一个由资本输入，产品输出，产品的积累可以到了资本输出的阶段了，整个趋势到了这个阶段。应该说对于全球并购来说，参与对外投资来说，这是我自己的感觉，还是处于很初级的阶段，尤其是我们的国企，是大的主力军，我自己是国企的，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理念，原来完全是在一种垄断行业，根本没有在市场关系做过，见过什么世面，国内做得好了就有经验了，在垄断行业做得好了就有竞争力了，还不见得。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大的垄断国企，不止是买资源，买资源是另外一回事，你买了要运作，在人家的市场参与竞争，这不仅仅是一个投资的问题，中国国企现在出去并购，人才严重不足，实践不足。
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它的发展成长的阶段，以并购来说，我有这么一个估计，也许说得不对，现在中国，就是再大的企业到外面去并购，还是小孩儿刚刚开始站起身来学走路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强大，国家有钱，不见得我们的职工，我们的企业成熟到了那个程度，拿着钱可以大把去花，把企业买回来就一定能使它增值。全球并购经验25%是成功的，75%都是失败的，并购成功至少要1＋1＞2，你给股东增值，买了回来减值算你成功了？不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有准备，有冲动，是非常应该的，但是真正迈出这一步，要有种种困难的准备。不要说国内，很多大企业，不并购还能活得好好的，并购几年就死了，像AOL，应该说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世界头号的服务公司，99年并购了一个很大的IT企业，买的时候50亿美元，过了三年重组卖出去30亿美元，20多亿，掉了一半的价。说一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冲动，更重要的是还要组织好自己的队伍，而且有摔跟头的打乱，中国的企业一出去，每个都成功，像百年历史五百强企业那样，通过并购不断的扩张壮大，那么顺利，也不见得。看时机，是要做准备，不批并购不对，但是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关于产业安全的问题，我想一个大背景，安全就是有互相的进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才是安全的。现在这种全球化的环境中，产业要有效率，很重要的是要有规模，要有技术、市场、人才的结合，既然这个市场都是全球的，我们其他几个方面不能全球可以吗，什么叫安全，不发展叫安全吗？所以我是主张尽可能的融入，除了极个别的行业，还有创新，自我创新的概念也不能太狭隘了。除了土生土长这个可以说成是自主创新以外，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自己，控制住了，一个美国很高新的企业，他就不算是自我创新了吗，外国企业中国投资发展的那些技术，在中国形成产品出外销，就不算是自我创新了吗？都应该算，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路就宽多了。
吴岩：谢谢陈卫东先生，下面请美国斯必克集团亚太区总经理刘晓华女士演讲！
刘晓华：吴局长去年的时候带队到我们那儿去考察，当时讨论了一个话题，政府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什么样的法规方面，政策方面的支持，我们能够在中国发展的更好，我就举了一个案例，跟在座的各位朋友来分享，跨国并购和在中国发展以及产业安全的问题。
我所工作的公司是一个五百强公司，在全球被评为第五位，电子行业最受欢迎的公司，2月份全球大概有50多个总经理在美国开会，研究将来面对金融危机和我们在各个国家怎么发展业务，有幸的是我们请到了41届美国总统布什先生，当时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打开我们外交大门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他看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他跟我讲中国话，他说你好老朋友，我和邓小平是好朋友，和黄华也是好朋友，又讲了一句最重要的，作为美国人，我看到非常骄傲的事情在中国发生，几十年来，自从我们和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举世瞩目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很骄傲，中国真的是融入了全球的经济。 我们这个企业是做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的，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国，因为中国的市场需要我们，中国的市场需要这个技术，我们是在基础设施里面做二氧化硫脱硫，高速铁路的安全控制，以及航天各个方面，石油、基础设施方面设备的，大家知道中国的加工业和制造业还是和国际上差一定的水准，这种经过形势下，这种有技术含量的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为了达到快速的发展，我们可以选一些合作伙伴，这对公司来讲带来非常好的前景，我们在中国成立了很多合资企业，还有买断过来的，下面的图片就是我们部分的企业因为兼并重组买过来的，大部分企业兼并重组以前企业亏损，没有资金，现在大多数这些企业，特别是去年，我们合资了一个在成都的民营企业，一年的时间就赚钱了。去年我们又买断了一个中国第二大民营品牌，叫汽车博士，四川当地政府问我们，你们买了这些品牌会把它扼杀了叫斯必克呢，还是叫汽车博士，我们说当然叫汽车博士，这种跨国公司30几个国家做业务，有80多个品牌，我们买这个业务就是看重它的品牌价值，而且把它放到大家庭里面来共同发展。所以关于安全问题，国内有一些好的品牌，跟跨国公司合资以后，会不会被扼杀掉，会不会被吃掉，我20年跨国公司里面很多参与买断，在中国业务发展有一些评论是过于保守了，所以我们应该在大的环境里面抱着很开放的姿态来看，有没有一天美国一个很好的品牌会没了呢。一百多年当中，美国的企业有多少垮了，有没有一天，中国的品牌，很好的品牌，成为遍布世界的品牌，非常有可能。我们投资的时候应该抱着这样一种积极改革的心态。
这张图表是我们所有的品牌，亚洲有十几个品牌，美国有40多个品牌，剩下的都是欧洲的，在这些行业领域里面领先的品牌。我们去年在中国拿的汽车博士，有一天他可能变国际品牌，也许有一天我们国际品牌不再行了，为什么？市场、客户，最重要的，我就在想，我们面临着这种金融危机和挑战，作为企业家，我们要重视的是什么？客户需要什么，你给客户增加多少价值，你的产品是什么？你的品牌效益是什么？全部都是以经济为导向的。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才已经讲过的，跨国公司在华的并购和对中国产业链的提升和调整。举一个例子，我们在中国建了16个企业，带动了很多的供应商，我们不光注重于在中国发展的怎么样。在亚洲，我们管理所有的亚洲，在世界，很多很好的中国国有民营企业我们的供应商，会把他们的家搬到我们制造中心旁边，有优质的价格，很好的服务推向世界。现在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公司，用中国供应商的东西，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所以产业升级带动中国的，我自己做企业做了这么多年，给我们中国将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产业升级怎么带出来的，就是通过这种质量管理，让他走出世界，走到全球的范围内。
下面两张图表，不要悲观，不要气馁，经济分析的图表是我在国际上的经济分析公司拿到的，昨天晚上我把它做出来了，09年我们的亚洲还有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经济，09年是最低的谷底，在0的界限之下有很多经济是负增长，也许这个图表有点保守，中国经济预测是09年的时候5.9%，6%，政府的经济支持计划出台以后，估计这个数字会高。大家可以看到，在亚洲，中国是第一位的经济增长，下来是印度，所以我们会看到，在2010年的时候，亚洲大多数国家，包括我们旁边的俄罗斯、美国，我们的经济都会往上增长，根据各个国家经济支持计划，中国政府反应比较快，我看了一些经济报道，中国政府出台了经济扶持计划以后，韩国政府马上效仿，印度政府马上出台，也是和我们的数额差不多，但他是从私人基金里募集的，印度基础设施有很多的大项目，这张图表给大家一点经济的信息。
王教授今天跟我们讲的那样，随着中国政府对多元化经济的支持，对国有的，对外资一如既往的，中国在前世界外资的吸纳，我觉得仅次于美国，在将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图表上几年，到2014年，KPMG访问了全世界300个CEO，他预测中国在2014年外资吸引和成长将是非常大的，挑战有没有？也是非常大的，随着国家经济的多元化和人才越来越有经验，进步，跟印度比，跟越南比，在亚洲的国家，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会多了。我们讲多元化经济，我们的国家仍然需要有一部分在制造业的，也许他会做一些不是污染，环保的，但是还是一些基础加工，我们怎么样能够和印度竞争中国，和越南在劳动力成本上，这是每一个吸引力都要考虑的，我在哪一个国家投资，所以对中国来讲，在亚洲和世界的范围内，对我们面临的竞争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谢谢大家！
吴岩：谢谢刘女士，最后一位演讲的是王璞先生，一般的比赛第一个出场的比较吃亏，演讲通常是最后一个演讲比较吃亏，按会议规定时间你只有2分钟了，我申请会议主办方给我们延时5分钟，把最后的7分钟都留给您，我相信您讲的内容一定会被大家深深的记住。
王璞：我所在的公司北大纵横为中国的企业，还有跨国公司在中国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我们的规模人数跟传统产业相比是很小型的公司，但是我们走的路是并购之路，我们现在已经有将近70位合伙人，一多半都是并购了其他公司以后加入到北大纵横的，这些人能够独立的两、三个人做一个公司，而且能够生存下来，为很多的企业，为很多著名的企业家提供管理咨询服务，他们的能量都是很大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进行有效的整合，所以我们也是深得并购之益处。我们现在积累的经验，特别想在20岁生日的时候也能像联想跟IBM部分产业并购一样，能够成为全球知名的公司，2016年有没有可能跟兰得公司进行合并，合作，成为全球一流的管理咨询公司，这是我们在长这样的并购经验，希望合伙人在2016年达到八百位，这些合伙人的增加可能一大部分都要靠并购。首先并购国内的公司，其次跟国外公司的整合，在我办公室楼上，柳传志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表率，他跟IBM的合作是让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合并，其实对于IBM来说，也是他转型中重要的举动，他没有像西门子把手机业务亏损的转让，而是把他准备不做的业务以比较合适的价格转让，IBM比西门子成功。同时这次转让之后，IBM也成为联想集团的股东，不仅是联想并购IBMPC板块，这就是成功并购的模式。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基于对中国100多个行业长期的跟踪研究，已经看到了很多企业成长的模式，靠自身成长，靠并购成长，甚至靠反并购取得成功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几点问题，这些问题要是从商业的角度，从哪个企业的角度无可厚非，也是顺理成章，如果从今天的题目，全球责任的角度，值得质疑。就像华尔街带来的金融风暴一样，他们的金融衍生产品以利益为导向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责任导向，奥巴马都说他们是可耻的。我现在谈的几点，一个是并购过程当中，不仅是外资企业并购中国，也包括中国企业进一步全球并购，有这么几点值得商榷。
第一个就是说把所在国的龙头企业进行收购，不管将来用不用它，这个都是斩首行动，这个词很好，也确实给它所进入的国家，被并购企业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伤。
第二点，他采取的手法，甚至有些采取的是让被并购企业，或者是合资的企业，没有完成并购的企业出现亏损，在这之后，他再使得这个企业另外所在国股东退出，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我发现了很多，没办法中国企业退出。
还有一种情况，把这个产业通吃，造成了市场上的垄断，所以中国的反垄断法也要像欧美国家一样，要进行的严厉，不仅对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也是一样，这对产业和消费者也是不利的。
还有一种是合谋模式，几家外资企业合作并购一个公司之后进行幕后的转让，我觉得这也不得不让我想起二战之后一些大国瓜分世界领土的所作所为。
最后一点，采取全资控股的模式，而不是采取相对控股模式，全资控股以后，被并购的企业基本上任由宰割了，如果采取相对控股，30%几控股的模式还有回旋余地。我以上谈的五点，如果单纯从企业利益的角度好象也说得通，如果放在一个企业应负的社会责任角度来看待，还要手下留情，这是我想谈的几个问题。
今后我们怎么面对这样一个形势，我们中国或者中国企业怎么做好呢？也有这么几点，一个就是要在并购过程当中多找几个买家，让买家之间进行适度的竞争，看看有没有可能多元持股。第二点，进行非常有序的评估，合理的评估价值。第三点，在允许进入并购的范围给予明示，哪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要禁入，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还要更多的开放，这一点也要跟美国政府学习，今天参赞给我们介绍情况也是这样介绍的，涉及国家安全的要阻止，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只能在道义上，或者企业责任上去谈，而不能从法律上禁入来保证。第四点，要有很好的警示，一个产业到什么时候算是垄断了，有几家公司在里面算是合适，这些都要进行红黄绿灯的警示，进行公示，这样大家都有一个尺度来看待这个事情，采取公示的办法也是很好的有效的，不见得采取法律的措施。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也是从我做企业顾问的角度看待这些企业，总之我们还是应该拥抱、欢迎并购的，并购是企业长大很重要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并购让我们学会开放，学会包容，学会多元文化上共荣，这也是未来文化下企业绕不过去的门槛。
吴岩：感谢王先生用9分钟的时间结束了他的精彩演讲，下面还有两个提出的问题，我想没有时间回答了，请会下对两个问题给予认真的回应。最后我代表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局长杨益先生对在座的演讲嘉宾表示感谢，这次主持应该由杨局长来主持，我是临时客串。
王志乐：大家下午好，作为会议的组织方我简单做一个小结，因为我们还有一位重要的嘉宾，商务部的魏部长，他特地赶到会给我们做闭幕词。闭幕词前我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的会，从早上九点开始到现在五点半，整整开了一天，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四面八方的会议。官、产、学、媒体都有，而且每一个方面都是双方，中方，外方，官有高级官员，还有国外的，美国公使，企业是中外企业，媒体没在会上发言，但是这非常活跃，有70多家媒体到会，追着到会嘉宾问问题。这么多人从方方面面来讨论，早晨发言一直到下午，好几个热点问题都涉及到了，“走出去”的问题，跨国并购的问题，企业责任的问题等等。有几点看法大家是很一致的，都认为在金融危机中应该坚持全球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不光是中国的官员，中国的企业讲，而且来自欧洲的、美国的、亚洲的这些公司都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包括刚才陆克先生也是这个观点。这一点是我们这个大会传递的声音。
第二方面，我们还传递一个声音，我们中国的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会上都有代表，都发了言，同舟共济，中国的各类企业应对金融危机中要同舟共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经济顶住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把中国的经济推上新的高峰，这个会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这个会因为人民网做了直播，实际上每一个发言大家在网上都能找到，下面我们就热烈欢迎魏部长给我们做闭幕词！
魏建国：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非常高兴来参加第七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我刚刚从上海下飞机赶过来，这次我们的论坛开得很好，好在我们主题突出，是在一个世界面临严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召开的。我在上海就听说了，而且这次会议的召开也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媒体和跨国企业的广泛关注，上午会议大家发言积极，针对当前如何解决经济危机和大家共同承担，进一步解决当前问题已经达成了越来越一致的意见。许多发言都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下午的分组讨论也有很多新的观点和新的思路，当然了，虽然目前有些意见和想法还不太一致，但是我想这不要紧，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在这里我想简单的提三点建议：
第一，当前的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任务。这次我们的论坛能把这一点作为主题我是非常赞成的，各个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如何整合自己的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新的困难面前能够渡过难关，这是当前中外跨国公司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到了上海，我看我们在上海的许多中外的跨国公司对这场危机是有精神准备的，对如何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也是信心百倍。据初步了解，我们在上海的一些跨国公司非但没有减少对中国的投资，而且要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我在这里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当时我们正在研究出口退税的情况，德国有一家公司正好在开董事会，我们下午，他们是上午，开会的时候，董事会成员得知他所知中国这个厂生产的产品，中国政府给予了新的出口退税率，一下决定增加7.5亿美元在中国的投资。中国的公司本以为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对外可能有收缩，据我们了解，中国的企业也加大了走出去的战略部署，有些企业非但没有缩小和减少对一些国外的投资，而且在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中外跨国公司有着非常大的责任，也有着我们共同的行动，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当前金融危机下，我们一定要树立共担风险，共克难关，我们大家现在是在一条船上，这条床行驶在大海洋上，遇到了惊涛骇浪，需要每一个水手，每一个人共同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因此在当前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趋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区政策都不能解决问题，它非但不能够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拖延了整个全球经济复苏的后腿。大家知道陈部长已经率团在欧洲进行采购，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不搞保护主义，不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愿意加大同国际的合作，欧美的合作，并为下一步经济的全球复苏做好更好的准备。
第三点，今天我们开的会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这是我们加强对形势研究的一种体现，今天之所以来了这么多人，我想大家都愿意听听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各方的思路。随着国际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全球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对中国来讲，如何做好，保持稳定，特别是解决当前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化，压力确实很大。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困难和压力是暂时的，如何解决和实现中央提出来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大前瞻性的研究，现在我们这一点非常缺乏。
所以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尝试，开了一个好头，但是我觉得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座的都是跨国公司的精英们，我想提出六个题目，大家下一步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解决办法。
第一，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前提下，如何进一步发挥跨国公司在推动中国自主创新，经济结构调整中，以及社会发展中重要作用。
第二，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要实现我们跨国公司下一步战略发展还有哪些新的思路，存在哪些新的问题，需要政府解决哪些问题。
第三，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如何在打造整个产业链的时候提升中国产业链在世界产业链当中的位置，发挥中国产业链的前端和研发的作用，延长产业链。
第四，如何实现全球化的时候，同我们本土化的和谐全面结合，跨国公司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在实现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实现很本土化的全面结合。
第五，我们在座的跨国公司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发挥社会的责任，自觉的将社会责任纳入到我们的经营战略，把追求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
第六，像这样的类似今天召开的论坛之外，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办法，集思广益，共同想办法解决问题，也希望大家多提建议。
最后，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转变发展模式的重要阶段，我们今天论坛做了一个很好的阐述，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我希望这样的论坛今后能够多多的举办，不断的继续下去，谢谢大家！
王志乐：谢谢魏部长非常热情的闭幕词，给我们提出了下边进行深入研究的题目。作为大会的组织者，感谢对这个会议做出贡献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像北京法政集团，这是我们研究所的一个举办方，也感谢对大会进行赞助的公司，还有与会的各位成员，大家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还要特别提出感谢人民网，他给我们大会做了直播，大家通过网上可以看到大会所有的发言。
下面我宣布第七届跨国公司中国论坛到此圆满结束，谢谢大家！ 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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